2014年6月24日《新聞1+1》播出節目《楊六斤：從棄兒到“寵兒”！》，廣西14歲男孩楊六斤，一人艱難生活6年，吃草一樣的野菜。報道后,六斤被接到深圳免費讀書，捐款達500多萬元。24日，親屬將六斤接回家。堂哥楊取林表示，六斤要回原校考試，以后去留完全尊重六斤意愿，決不亂用捐款。（6月25日 央視網）

　　楊六斤的故事還在發酵，這個被輿論改變命運的孩子，還將繼續面對更多不確切因素的操控。特別是500多萬的捐款，早已超出了一個孩子成長的基本所需，因為它的誘惑，讓“跨省搶孤”倍受質疑，并還將考驗著權力與人性的倫理。在輿論的曝光下，一切都顯得冠冕堂皇，待時過境遷，歸于暗淡之后，誰能保證不會節外生枝，誘發出更多的糾紛，乃至禍端？

　　有專家指出，這是兒童福利保護制度的空白，特別是監護權剝離轉移制度設計的缺失所致，監護人權利與約束缺少明確有效的規則。的確，這是一個根本原因，也是一個老生常談問題，差不多每一起與兒童相關的公共事件，都拿它作了結語，比如蘭考的袁厲害案。這些表明，每個看似特別的個案，背后都有深層次的原因。

　　楊六斤的遭遇，有人評論是從一個悲劇走向另一個悲劇，不無道理。冷可羅雀，熱能燙手，皆因一個錢字。無人撫養讓他成了棄兒，捐贈成巨款又讓他成了“寵兒”。500萬的愛心捐贈成了一種負累，讓人糾結與唏噓不已。愛心沒有錯，但愛心過度的確又能產生負擔。這世間不止一個楊六斤，類似的被專家稱之為“事實孤兒”多達62.5萬人。可惜，不是所有“事實孤兒”都如楊六斤一樣幸運，絕大部分都掙扎在基本生存的困境中，生活在公共救助與公益救助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來講，楊六斤只是“輿論救助”的一個縮影，同樣也折射出社會公益發展的瓶頸與短板。

　　如果從普遍層面解決問題、有效統籌資源分配和有利于監督的角度來看，社會公益機構的救助更優于直接捐贈。比如，楊六斤如果由社會公益組織給予救助，所需資金由愛心基金支付，愛心基金向社會募集，常態性的機制，就能避免多對一“愛心暴富”的尷尬，就能使得更多的“楊六斤”都有機會得到救助。

　　靠媒體掘出的愛心洼地，能改變的只是一個人的命運，背后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統籌資源來滿足兒童福利保護的需求，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機構承擔的通暢救助體系。一方面，政府應當發揮基礎性作用，加大投入，采取供養、補貼等形式，使得兒童福利成為普惠式福利；另一方面，引導和扶持民間公益慈善組織發展，增強慈善的影響力與覆蓋面，充分匯集和釋放社會愛心，成為兒童福利保護充足的補充。在此基礎上，加快兒童福利保護和公益慈善立法，健全權利與義務、責任與約束等方面的規則，來防范風險，規避矛盾。（木須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