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打臉”偵查部門，已儼然法治新常態，但非法取證絕非法治常態。我們肯定檢察機關在敢于監督上的努力，也期待被監督者能克服以押代偵等偵查陋習。

　　昨天上午，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池強在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全市檢察機關將“嚴格規范司法”作為貫穿全年的工作重點，共批準逮捕16086人；對證據不足、需要補充偵查的1753人作出不批捕決定，并督促偵查機關完善證據、查清事實；對偵查取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排除非法證據55件。

　　不批捕和非法證據排除這兩個數據，因涉及到對偵查行為的評價，常常成為檢察工作報告的敏感點。蓋因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偵檢同屬控方，本就是一個戰壕里的隊友。再者“公檢法”同列“政法隊伍”，彼此怎好在人大會上互相揭短？

　　權力制約功能若被人為屏蔽，司法公正就難以保障。在“懲罰犯罪”壓倒“保障人權”的年代里，制度設計中的“公檢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多被執行變異為“多講配合少講制約”。有時檢察官明知偵查部門存在違法取證行為，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結果必然會加大錯案發生的風險。

　　在法治視野里，司法公正遠比兄弟部門的面子更重要。偵檢雖同屬控方，卻有不同的分工。公安是最主要的偵查部門，檢察機關則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對偵查行為行使監督權，是其固有職能的一部分。向人大報告法律監督的開展情況，則是檢察權的應有之義。

　　就不批捕率來說，北京市檢的數據與去年最高檢在全國“兩會”上披露的前一年度全國不批捕率基本持平。而就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批捕率作為不合理的執法司法考核項目之一，被明令取消。逮捕是刑事程序中最嚴厲的審前羈押制度，它并非懲治措施，而只是用來確保訴訟順利進行的強制手段。從司法文明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批捕率長期居高不下，是“以押代偵”“抓人即破案”等司法潛規則共同催生的結果。

　　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尤其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將促進檢察機關重新審視偵檢關系，并加大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力度。作為刑事司法程序中重要的把關人——擺在檢察機關面前的，不但有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還有程序關。前年全市檢察機關對“20件案件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去年則是“排除非法證據55件”。數據的攀升既表明檢察機關敢于監督的決心和行動，也提醒偵查部門在取證上仍有不少漏洞急需填補。

　　檢察機關“打臉”偵查部門，已儼然法治新常態，但非法取證絕非法治常態。我們肯定檢察機關在敢于監督上的努力，也期待被監督者能努力克服以押代偵等偵查陋習，從案件的起始階段，就走到法治的正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