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昭雪

易培基生前曾說過：“此案是政治問題，非待政治好轉，沒有辯訴平反的希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吳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年，易培基曾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當時，他對還是學生的毛澤東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澤東在一師任教，并支持他的共產主義運動。后來，毛澤東向同窗好友周世釗說：“我那時能在一師范搞教育，還能在軍閥惡勢力下宣傳馬列、組建黨團，多虧易培基先生這個后臺老板硬喲！”

吳瀛認為，毛澤東與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國剛剛成立，他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鳴冤。

新中國肇始，百廢待興，要忙的事情千頭萬緒，但毛澤東仍立即對“易案”給予了關注。他將吳瀛的陳情信轉批給了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論起來，董必武與易培基也是老相識，辛亥革命時，他們同在湖北軍政府共過事。對于吳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視。

然而，與“易案”有關的雙方當事人——易培基、張繼死了，崔振華、鄭烈、李宗侗去了臺灣，證據也多毀于戰火。怎樣才能平反昭雪呢？此時，繼易培基成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金石學家馬衡成了“靶子”。

馬衡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員會參加清點故宮的工作，后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易培基受誣辭職后，他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不但是故宮博物院草創時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學家，有很高的社會聲望。但論起在“易案”中的表現，吳瀛等人對他的意見很大。吳瀛在《故宮塵夢錄》中舉了個例子：有人散布傳言，說易培基把故宮古物館中一大批成扇送給了張學良。別人問起此事，當時身為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卻說：“不知道！”吳瀛認為，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現，使人家得到一個疑心的反證。而且易培基辭職后，張繼等人推舉馬衡做了院長，他無形中成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這也是易培基的老友們難以接受的。

然而，馬衡本人也感到萬分委屈。論學識、資歷，他接掌故宮實至名歸，而且當年有感于易培基受冤枉，他已經在第一時間寫了《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間接為易辯誣。因此，當聽說吳瀛寫信指控自己是“易案”的策動者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殊可駭異”。

1949年10月，馬衡向時任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表示，希望能面見董必武，把此事說清楚。董必武并沒有見他，卻在不久后會見了人在上海的吳瀛。交談中，董必武盛贊吳瀛“古道熱腸”，還談了毛主席對故宮盜寶案如何平反的意見。“易案”雙方當事人，死的死、逃的逃，對于馬衡的指控也多是揣測，并無真憑實據，因此毛澤東、董必武都不主張走法律途徑，而是希望在輿論上給易培基一個說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統戰部秘書長周而復登門造訪吳瀛，把馬衡新編訂的《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交給他。馬衡在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簡意賅的“附識”：

此文為易案而作。時在民國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傳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畫家黃賓虹，審查故宮書畫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發言人且作武斷之語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繼任院事。時“盜寶案”轟動全國，黑白混淆，一若故宮中人，無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愛惜羽毛，豈肯投入漩渦，但屢辭不獲，乃提出條件，只理院事，不問易案。因請重點文物，別立清冊，以畫清前后責任。后聞黃賓虹鑒別顢頇，有絕無問題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應商務印書館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開全國美術展覽會，邀故宮參加，故宮不便與法院作正面之沖突，乃將被封存者酌列數件，請教育部要求法院啟封，公開陳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為黃所誤。亟責其復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百件之多。時此文甫發表或亦與有力歟。著者附識。

一九五〇年一月

馬衡在這篇小文中，明確表示“易案”乃是一場冤案，算是在輿論上公開為易培基平了反。兩個月后，吳瀛在《大公報》上發表了《談文物處理工作》一文，再次聲明“故宮盜寶案”是一樁“憑空捏造”的冤案。至此，這樁綿延17年之久的冤案，終于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