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怨于人事

多年后，許多故宮博物院的老人回憶起這場風波都說，崔李之爭其實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個導火索，其更深層次的矛盾，早在幾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與故宮博物院關系至深，可以說是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總長。素來醉心古物的他，對溥儀霸占著紫禁城十分不滿。當年10月，馮玉祥成功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上臺的大總統曹錕。馮玉祥反清立場一向十分鮮明。于是，易培基與同是國民黨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動馮玉祥驅溥儀出宮。這才有了溥儀拖家帶口倉皇辭廟的一幕。

故宮收歸國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從那時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層的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為國民黨和故宮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李煜瀛被委任為理事會理事長。從歷史淵源看，他們二人領導故宮博物院乃眾望所歸，而另一位被國民黨塞進故宮的張繼，就顯得有點兒不能服眾了。

張繼，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鬧革命。1920年任廣州軍政府顧問、國民黨北方執行部主持人，也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孫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對“聯俄聯共”的主張，成為了“西山會議派”的首腦人物。

從履歷上看，張繼與故宮博物院沒什么淵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拍賣故宮”的提案時，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央政治會議寫了一篇駁斥呈文。張繼的文章贏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一場“拍賣故宮”的風波平息下來，而他也因為守護故宮有功進入了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開的故宮博物院第一次理事會上，李煜瀛、易培基、張繼三人均被推為常務理事。經大會討論，李煜瀛任理事長、易培基任院長、張繼任副院長，但后來張繼并沒有當上副院長，他與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結下。

1928年，可以說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當時他不但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還兼任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和農礦部部長。由于農礦部在南京辦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沒有來北平主持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院長沒到任，按說故宮的日常工作應該由副院長負責，但易培基并沒有把這個重任交給張繼。他的同窗好友、時任故宮博物院簡任秘書吳瀛回憶，易培基對他說：“張繼神經，又要聽神經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運作下，張繼沒當成副院長，只撈到了一個文獻館館長的位子。主持故宮日常工作的則是秘書長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學法國，后又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看似資歷不淺，但他能得到秘書長一職，主要因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張繼的強烈不滿，許多故宮的老人也不太服氣。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吳瀛，從草創期就為故宮博物院奔走呼號，如今只得了一個簡任秘書之職，不少人為他鳴不平。他在《故宮塵夢錄》中回憶，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蒼曾直言：“論勞資、論輩分，某決不應在某之下。”這兩個“某”指的自然是吳瀛和李宗侗。就連易培基自己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一再表示所謂“簡任秘書”實際上是院長助理。吳瀛自己“因為太喜歡這個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職位，但張繼和崔振華卻沒有這么大度，他們一直在找機會報復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魯發出對易培基的彈劾不久，北平《快報》記者謝振翮等7人聯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易培基圖利瀆職。他們舉報，故宮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時候價格太低，而且還處理了具有歷史價值的金八仙碗。這次舉報隨著媒體的介入，變得沸沸揚揚，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國民政府呈文，為自己申辯。

易培基指出，處分金器是經過故宮理事會和國民政府批準的。所謂的“金八仙碗”其實是殘品，“制作惡劣，絕無美術可言”，而且故宮里類似的八仙碗很多，就連尋常金店里也有銷售。臨時監委會認為，它們并不具備歷史和藝術價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發工資，更是無稽之談。處分物品的收益均作為基金，專款儲存，賬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辯有理有據，周高二人的彈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沒有這么容易善罷甘休，他們很快又羅織了罪名，卷土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