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建議尤其值得推敲

　　那么，皮凱蒂的政策建議是不是站得住腳呢？是否應該像他說的那樣，以高稅率的方式對高收入和高財富者征稅呢？

　　這方面，他的分析尤其顯得不夠深入，因為影響一個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安排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諸多關鍵的細節需要特別研究。比如說同樣是市場經濟國家，德國由于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引入了工會或職工等利益相關者的代表，不僅使得資本的力量得到了約束，而且促進了勞資合作，工人罷工的比例大大低于英美國家，也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再比如說，德國并沒有像美國那樣脫離實體經濟發展金融業，金融業的發展也受到嚴格的管制，而實體企業的發展又得到了政府的持續支持，家族式的實體企業如果能堅持經營的話會完全免除遺產稅，這種長期扶持生產性資本、鼓勵家族企業通過資本擁有參與管理的方式，看起來是長期有利于經濟發展、帶來資本和社會共贏的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總之，當地的市場經濟運作中有太多的制度安排，可以促進資本與勞動者的和諧，完全不必采取矛頭指向財富或資本的極端措施。這些措施往往會帶來整個社會的分裂、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

　　財富與資本的本質性區別

　　最后，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皮凱蒂的研究沒有厘清財富和資本的區別。財富應該是廣義的，既包括生產性的資本，如股票等，也包括消費性的財富資本，如住宅等；而資本一般指的是直接參與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生產要素，它能夠擴大生產規模并帶來回報。厘清這兩個概念非常重要，因為在現代社會，財富分配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生產性資本的差距上。比如比爾·蓋茨，他的財富主體部分并非住房、汽車、收藏，而是他所擁有的微軟股權，其價值使他的財富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與普通人差距巨大。

　　而且，生產性資本的本質與消費性財富完全不同，二者也并不成正比，生產性資本占有多的人，不見得消費就高。據此，財富差距的擴大主要來自于生產性資本的差距，它不等于社會福利差距的擴大，相反，占有生產性資本多的人，不見得享有等比例更高的社會福利。

　　如果全社會真正認同皮凱蒂征收高財富稅背后的哲學理念的話，倒不如針對超高消費包括超高消費性財富征收累進稅。

　　厘清這兩個概念，才能認識到制度改革過程中的關鍵——減少高財富尤其是高生產性資本群體對于社會決策過程的過分干預。一旦高財富尤其是高資本人群對社會決策過程擁有了特別大的發言權，他們將會改變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而他們不一定能代表這一方向，這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簡單地把討論放在總體財富分配本身上，可能會有相當的誤導性。

　　總的說來，皮凱蒂的書精于選題，細于數據，但疏于理論，粗暴于政策建議。

　　但在此，我特別想強調，一本暢銷書的影響往往遠遠超越學術領域。盡管在學術上，皮凱蒂《21世紀的資本》不一定完全得到同行的認可，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它將引發一場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理念的大辯論和大革命。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意識形態遺產，有可能因為一個法國經濟學家的暢銷書而發生動搖和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