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必須放入整個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考慮之中，如果分析的過程中忽略了中國，就會歪曲經濟事實。眼光僅僅局限于20多個發達國家，這是皮凱蒂研究的最大局限性。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新作《21世紀的資本》井噴式地躥紅。作者基于自己的兩大發現，即，一、發達國家的資本與國民收入之比過去30多年來在大幅上升；二、財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個推論：現代市場經濟出現了系統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采取直接對高財富群體和資本高額征稅這一極端措施。該書在經濟學界引起了諸多異議。

　　筆者認為，該研究提出的課題意義重大，但其除了經濟學理論分析的不足外，還存在兩大局限性。其一是眼光僅限于20多個發達國家，未能把全球作為一體來研究。而必須考慮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才能厘清該書發現的經濟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整個結論將會逆轉。其二，皮凱蒂沒有厘清消費性財富和生產性資本的區別，而簡單地將兩者相加，這帶來了相當的誤導，其政策建議更顯簡單粗暴。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制度改革的關鍵在于減少高財富群體，尤其是生產性資本所有者，對于社會決策過程的過多干預，這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也是我們應該警惕的。

　　盡管如此，該書所激起的漣漪已經超越學術爭論的范疇，而可能引發一場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理念的革命。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意識形態遺產有可能因此而發生動搖乃至逆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方世界步入了一個痛苦的恢復時期。盡管主要發達國家的GDP已經出現增長，但是在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大家突然發現這個世界變得不如危機前那么美好，經濟的恢復似乎是富人的恢復，是華爾街盛宴的重開，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將向何處去？應該推行怎樣的改革？今天的發達國家雖然有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樣的困惑，但卻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符號清晰、方向明確的意識形態，既沒有出現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推崇的供給學派，也沒有出現羅斯福總統所大力推行的凱恩斯經濟學。

　　在這個大背景下，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經出版，即毫無懸念地登上了西方暢銷書排行的榜首，同時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中國讀者應該如何理解這本書？他的觀點是否靠得住？他的預測會不會發生？他給當代市場經濟開出的藥方準不準，有沒有可能實行？這對于已經融入全球市場的中國至關重要。為此，我們有必要做一番非常仔細的分析。

　　全面了解皮凱蒂：閱讀原著，并搜尋其學術觀點

　　首先，為了徹底搞懂作者在這本書中所要闡明的觀點，我有意識地沒有一字一句地去考證他的原著，因為必須要知道，其原著中的很多細節是給非專業人士看的，甚至于為了說服非專業人士而有意識地作了一些夸張。

　　我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從亞馬遜網站下載該書的電子版，研讀了該書的簡介、引言和結論，瀏覽了其主要內容，然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該作者作為職業經濟學家，在各類學術研討會上專門介紹該書內容的學術報告，以及對同行們針對性評論的回應。

　　在我看來，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其思想最重要、最準確的表達應該是與同行的交流，因此我認為，該作者在各個大學所做的全面的演講比原書更能反映他真實的想法，也毫無疑問更精確。當然，我這種做法可能會犧牲作者說法和想法上的一些細節，但是就認真討論問題的本質而言，我認為這應當是最科學、最準確的。

　　皮凱蒂的兩大發現

　　皮凱蒂在書中用大量本人及其他經濟學家的統計數據闡述了他的兩個發現。

　　第一，過去300年以來，在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在這里，我有意識地避免使用資本主義經濟這個詞，因為資本主義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公眾心目中，它往往用來描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安排，而今天發達國家的基本經濟體制已經和10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運行中，資本與國民收入之比（在其書中反復使用國民收入而非GDP的概念，前者是一國居民的總收入刨除折舊，而非在本國發生的經濟活動的總量，它與本國居民的福利結合更緊密）出現明顯的規律性的變化，即，1700到1910年，該比例高達600－700%；1914到1945年，其下降并穩定在200-300%；而1980年代英美等國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此比例逐步上升，達到500-600%，而且還在上升。與此同時，財富所得占整體GDP的比重在提高，從1975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30%。

　　第二，該書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資本所有權的集中度或者說是不公平性在上漲，比如，美國1%最富有的人群所占有的資本量從二三十年前的不到10%上升到今天的20%以上。

　　基于這兩個發現，作者得出一個推論，那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財富存量在不斷提高，財富所得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而財富分配日益不均，當今世界發達國家食利階層的財富比例回歸到一戰前的水平，食利階層正在恢復，一個符合民主、公平理念的市場經濟正在遠去，因此，必須采取極端的措施加以解決。作者提出的一個政策建議是在全球范圍內對高凈資產人群和資本高額征稅，以此來解決財富差距擴大的難題。

　　應該說，皮凱蒂和他的研究團隊經過近十年的研究，所作出的以上兩個歷史性發現是有確鑿證據的。盡管最近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對此提出了一些疑義，整體經濟學界是接受皮凱蒂的統計研究工作的。這是他研究的重要貢獻，必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