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一的母親是教育心理學家

　　她的不同在于

　　做一個坐在路邊鼓掌的媽媽

　　張天一的母親胡波，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當選中國首屆“當代十大孟母”，潛心二十年研究出契約式教育理論。“我會和孩子交流，傾聽他的想法，做一個坐在路邊鼓掌的媽媽，而不是去左右孩子。”她表示，當下不少父母往往希望孩子從事“高大上”的體面職業，而不是從事“接地氣”的工作，這也是造成大學生失業率高的原因。其實，父母應該學會放手。

　　北大畢業的“豬肉大王”

　　關鍵還是窮啊

　　北大才子陳生上世紀90年代放棄了自己在政府中讓人羨慕的公務員職務毅然下海，倒騰過白酒和房地產，打造了“天地壹號”蘋果醋，后來進入養豬行業，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在廣州開設了近100家豬肉連鎖店，營業額達到2個億，被人稱為廣州“豬肉大王”，賣豬肉賣成了千萬富翁。

　　說起為什么“下海”，陳生說：“關鍵還是窮啊，那時候我們幾個朋友都是從名校畢業的，可是在機關里的收入非常低。我們家睡覺都從來不關門，為啥？就是因為沒有任何值得別人惦記的東西，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拿。窮得沒有辦法了，只好下海去拼。”

　　清華畢業的“市場保安”

　　選擇安于現狀

　　張曉勇，1991年，他是長沙縣高考理科狀元；1996年，他是清華大學優秀畢業生；2000年，他是廣州外企的高薪白領……現在，他是長沙馬王堆陶瓷市場的一名普通保安，月薪兩千元的。

　　1996年畢業，張曉勇到了廣州一家中外合資日化企業，被分配到了客服部。“開始兩年我還期盼能回到研發崗位。后來發現公司的研發重點在國外，我轉到研發崗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張曉勇回憶說，在廣州的最后一年，父親突然生病癱倒在床，他回到長沙，事業也沒起色。在房產公司呆了幾年，其間經歷他沒有多說，最后便在馬王堆陶瓷市場當上了保安。“我不是懷才不遇，只是當夢想與現實發生激烈碰撞時，選擇安于現狀。”

　　復旦畢業的“盒飯小哥”

　　賺得多，自由

　　復旦新聞系2004級本科畢業生趙宇，2008年已是兩家飯店的小老板。最早是在大學二年級。趙宇批發了一批盒飯，開始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意穩定后，一個中午能賣掉100盒，可以賺250元。如果我晚上也能賣掉一部分，我算了算，一個月至少可以賺八九千元錢。”

　　大三下學期，趙宇在一家公司兼職。問完身邊所有人的工資，“2000元、3000元……”一個個讓人沮喪的答案讓趙宇深思，“我要去找工作嗎？光是賣盒飯，我就能比他們賺更多的錢。”大四時，趙宇的一位校友因為經營不善，要出讓一家飯店。趙宇借錢承包了下來。3個月后，趙宇開始考慮將生意做大的項目。在校門口擺攤賣盒飯，就成了趙宇的第一選擇。

　　“假如我當個白領，選個偏遠的地方住，那么房租可以便宜點，一個月1500元。交通費用300元，水電費200元，吃飯就算是吃蓋澆飯也要10元錢，再加上夜宵，每天大概要35元，這樣一個月是1000元，再買點飲料和煙要500元，另外加上電話費。一個月估計4000元錢還不夠。如果我出來自己做，賣賣盒飯，再做點游泳教練之類的兼職，一個月也能賺到1萬元，多少也算是個主管的級別了。”趙宇說，“最重要的是我的時間可以自己支配，自由。”

　　學環境工程的“NGO”

　　有意義，薪酬也不低

　　大學畢業3年，換過3個公司，官俊峰一直想做點事情。他大學學習的是環境工程學。大學4年，官俊峰有3年多泡在學校的環保社團里。他和幾個同學花了大半個月，從東江水發源地的江西開始，順著河道游走河源、惠州、深圳、廣州等地，一邊抽取不同地貌的水樣，一邊完成生活垃圾處理和分類的調研，最后又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整理出調研報告。“那些水樣展出時，很多小伙伴都驚呆了。”也是那一次讓官俊峰意識到做出一點事情來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意義。

　　官俊峰第一份工是給一家建筑公司做綠地規劃評估。后來發覺無法更有成就感，于是他辭職與幾個朋友創辦了青城環境文化發展中心，開啟自己全職NGO生涯。

　　今年2月官俊峰加入與國際接軌的創新型環境保護組織創綠中心。創綠中心先后開發了“一杯干凈水”、“我測我水”、“守望南極”、“氣候與金融”、“源創馬拉松”等項目，致力于推動中國的綠色轉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官俊峰笑著說，這項工作門檻一點不低，薪酬也不差，還有五險一金，“做公益事業不等于零收入”。有人說選擇從事NGO的大學生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此，官俊峰并不否認，“如果太計較結果，就會有太多顧慮，到最后什么都不會做成。”

　　視角

　　今天

　　我們談一談

　　什么叫合適

　　去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創下了歷史新高———號稱“最難就業季”。但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近發布的數據看到，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比2013年增長28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被稱為“更難就業季”。

　　如何在不容樂觀的就業形勢中，走出校園成為一個社會人，是維護家庭和社會穩定的必然要素。

　　在嚴峻的競爭和生存壓力面前，對準畢業生進行“改變就業觀念”、“先就業后擇業”的勸導，效果并不佳：畢竟這是關乎個人一生浮沉的選擇———你讓他去簽月薪2000元的合同，但每月房租就要了他1500元，這的確說服不了他們。

　　新一代的就業者，還要面臨家庭問題、創業問題，個人積累問題……由此不管是畢業生本身，還是家庭，繼而社會，可能都得回歸一個問題：接受高等教育究竟為了什么？

　　理性來看，學習應該是掌握一種技能或者一種思維習慣，更好地在人生旅途上得以應用。然而，在“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的傳統觀念下，知識精英仿佛就不能“低就”，不能出現在制造業、銷售業、服務業的終端環節，不能賣豬肉、賣米粉、搞運輸，不能無所事事地NGO，或者白手興家地“瞎折騰”。結果，在隱形的職業歧視和功利的就業觀念下，“正常”的職業訴求成為“新聞”，甚至引來非議。

　　從“張天一們”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做到很高的位置，也沒有很高的成就，但它有一個名字叫“合適”———他們沒有迎合世俗偏見，而是尊重自己內心的判斷，勇敢地走一條合適自己人生軌跡的道路。記者 余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