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調查

　　63%

　　240名北大學生

　　63%表示可以考慮“賣豬肉”

　　2013年04月，因干上殺豬一行而聞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陸步軒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同為北大畢業生的“豬肉大王”陳生回到母校演講。北大在240名學生中開展了一次大學生就業形勢與心態的問卷調查，其中對“大學生殺豬”的看法，有超過58%的學生認為這是“正常的職業選擇，沒什么特別”。

　　如果賣豬肉的工作具有充足的發展空間，63%的學生表示可以考慮入行，近10%的人明確愿意入行，不覺得和別的工作有什么區別。超過一半的人認同“職業不分貴賤”的說法。

　　2014年我即將結束在北大的碩士學習生涯，也面臨著畢業的選擇，我選擇了開一家米粉店。

　　就親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應當去律所，或者應當去機關，或者應當出國。從6歲上小學開始當學生一路過來，評判我個人價值的標準非常簡單，就是考試與得分，所以我思考的問題大多關注“是什么”，即標準答案是怎樣的，而很少放在“為什么”上。

　　現在即將進入社會了，我發現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學生，我同時也發現過去事事都有標準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很多人生選擇如果不問個為什么，你就無法為它找到合理性基礎。

　　比如有的朋友告訴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過奮斗在北京有車有房，我便疑惑，為什么要付出這么大的機會成本在北京實現這一在任何一個三線城市都很容易實現的目標。這時朋友便會拋出另外一個論點，北京的機會很多。可是在我看來，北京的機會是有門檻的，比如在沒有戶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無關，所以這里面還是存在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

　　連續問了無數個為什么后，我開始畏懼每天擠兩個小時公交車上下班的律師生活，也畏懼循規蹈矩的公務員生活，最后簡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續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為這么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駕校學車，和駕校的教練聊天，對話如下：

　　教練：你們大學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勢不好啊。

　　教練：你們畢業出來工資水平大約是多少？

　　我：七八千元吧。

　　教練：嘿！那工作還不好找啊。我小學畢業，覺得全國就業形勢好著呢，到處都是工作機會。這也是我圖舒服，當駕校教練，原來開出租車掙得多。就算我啥也不會，去工地搬磚，還一天300元管吃飯呢。工作怎么就會不好找呢！

　　這件事情讓我豁然開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僅僅是謀生手段，那我發現我的謀生手段有一萬種。當然，道理想起來容易，但是做起來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賣豬肉的校友，哪怕已經做成企業了，演講詞還是要一個勁地說對不起母校，給母校丟人。人畢竟是社群動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圍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學生，就得做大學生“應該”做的事情。

　　給我觸動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導師吳志攀先生給我的教導。在我的碩士畢業論文致謝詞里面，我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無論未來如何，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體驗過程而非結果，生活著而不是生存著。縱使將來去掃大街，若能獲心安，也自認是人生大溫拿(注：winner，贏家)。”

　　結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評了我。他告訴我，環衛工人和其他職業一樣，沒有任何區別，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問題。這時我才想起先生經常對我們的教誨：“崗位無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過這件事情，我讀出來了：事情根本就沒有“是大學生做的”和“不是大學生做的”的區別。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夠對社會有貢獻。

　　我的另外一個顧慮，是學習了六年的法律，卻從事和法律沒有關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費。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來，除了具體的條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維。六年法律學習帶給我的，其實并不是某一個具體的知識點，法條我早已忘記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顏地說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學的思維與做事方式。用一種思維去做事情，我覺得擇業就不那么受限制了，就像互聯網思維，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聯網，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產、餐飲。這樣看來，假設世界上有一種法律人思維，那我拿它來做餐飲，似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