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１９日電（記者白旭 蔡敏 余里）７１歲的大包干帶頭人嚴金昌說不太清楚“人治”和“法治”的確切含義，但是他的生活卻為這兩個詞所改變。

　　每次談到頒發確權證，推動土地理性、有序流轉，這位老農操著濃重的安徽口音說：“俺理解，這就是農民身邊最重要、最典型的法治。”

　　２００５年，在村委會的勸說動員下，嚴金昌把自家７畝地流轉給了上海一家農業企業建養豬場。“俺當時覺得沒有保障，不想流轉，但村干部動員俺和另外６戶農民說，上海人還能把你的地背回上海么，放心交給他們養豬吧，有土地租金收，還可以進場拿工資。”他回憶道。

　　但是２０１０年，鄉、村干部又根據一份建設新規劃，強制拆除養豬場改建大酒店，還打傷了現場抗拒拆遷的老嚴的三兒子和兒媳。上海老板得到補償回城了。但老嚴和其他六戶農民的地則從此被不明不白地被無償征用，政府沒有跟他簽任何協議。

　　２００２年８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平等協商、自愿、有償的原則。

　　“這幾年，農業部專家和一些大學生們經常義務來為農民做法律權益講座，俺搞清了什么是承包權、經營權，該如何保障這些權益。”嚴金昌說。

　　嚴金昌家另外２８畝地最近３年也陸續流轉或征用出去了。他告訴記者，這些都是他自愿的。其中，一部分被征用建設養老院，老嚴每畝得到２．８萬元補償。還有十幾畝地流轉給了一家種子公司。這一次，他在村干部的擔保下和企業簽訂了協議，只流轉１５年土地經營權，到期后，土地仍歸還給他。流轉租金必須隨每年糧食價格浮動。去年已經漲到每畝８００元。

　　嚴金昌的故事是千千萬萬正在走上法治道路、用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中國民眾的縮影。

　　苦果：幾千年留下的記憶

　　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莊嚴的表現。

　　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法家先驅”的管仲就提出過“以法治國”，然而他的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而國安”，歸根到底還是鞏固君主的統治權。

　　幾千年來，在中國人治多于法治，而這人治往往來自以血緣為紐帶的禮教宗法體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即使是君王也有無奈的時候，比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當初也沒有婚姻自由，無法選擇自己的皇后。他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兩個‘太妃’對未來‘皇后’人選發生了爭執，都想找一個跟自己親近些的當皇后。”這也就注定了他婚姻生活的悲劇。

　　當時的老百姓更是被封建禮教所束縛，不能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

　　新中國成立之后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婚姻法明確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等原則。

　　官方數字顯示，１９５０年左右全國的包辦婚姻約占婚姻總數的９０％以上，到１９５７年，這個數字縮減到１０％，而屬于自由或半自由的婚姻則占９０％以上。

　　隨后頒布的土地法讓中國當時的３億多農民獲得了７億畝土地，工會法讓工人成為工廠的管理者。

　　１９５４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獲得通過，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

　　然而法治的萌芽卻在１９６６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遭到了嚴重破壞。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拿憲法卻也改變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運。

　　“‘文革’時期是法律虛無主義。”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主任胡建淼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表示，當時沒有任何法律規范，個人專制、獨斷、一言堂、治理社會的方式有非常強的隨意性，缺乏制度與法律規范來治理國家的狀態，導致了一場災難。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反思了“文革”對法治的破壞以及造成的惡果。曾親身參與并見證新中國法治史眾多重大事件的老一輩法律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記得，當時學術界出現了關于“人治”與“法治”的爭論，但是黨內不少人視法治的提法為禁區。

　　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到了１９９７年，十五大報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國被寫入憲法。

　　２０１０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

　　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到２０２０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強調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領導人在２０１２年底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會上說。

　　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目標。

　　成果：載入史冊的改變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馬懷德說，常常被提到的法治應該是“一種規則之治、民主之治、平等之治、良法之治、程序之治”，“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按照平等、民主、理性的程序和規則來辦事，沒有例外，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文明是靠幾方面支撐的，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等。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國家的物質文明發展速度非常快，現在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大國甚至強國。”他說，“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層面上，我們還有不少缺失，與更發達的法治國家相比，還有很多不足和短板。”

　　截至２０１３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２４３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６８０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中國的法律體系。

　　馬懷德表示，有一些法律和制度建設的成果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比如１９８９年制定、１９９０年開始實施的行政訴訟法。“這是第一部民告官的法，改變了長期以來民不能告官、不敢告官也不愿告官的局面和傳統，這種官民強弱不均的局面在這部法律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他說。

　　憑著這部法律，安徽省安慶市望江縣５２歲的農民宋新元把安徽省環保廳告上法庭。

　　宋新元稱，環保廳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作出的一份“環評函”行政行為程序違法，導致一家化纖企業開工后當地環境污染嚴重，請求法院撤銷這份“環評函”。

　　“雖然官司目前還沒有贏，但這家化纖企業暫時停產了。ＧＤＰ還能比生命更重要？”他翻著一些周邊群眾的病歷說。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菜農平時喜歡上網，自學了很多法律知識。“我只是在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他說。

　　也有不少法律法規的進步是被一些轟動一時的事件催生的，比如２００３年實施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就是一位名叫孫志剛的湖北青年用生命換來的。

　　２００９年，四川成都婦女唐福珍為抗拒強拆點燃汽油自焚。她的悲劇引發了人們關注，２０１０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取消了行政強拆。

　　“改革開放后幾十年，我們完成了西方幾百年的立法過程。”中共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天宗說，“但是封建社會幾千年，傳統的思想深入人心，不是短期改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