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仲春到初冬，從湘江之畔到三晉大地，從新型基礎設施到制造業企業，從調研路上到座談會上，過去一年，圍繞破解我國經濟發展難點問題，經濟界全國政協委員在尋找答案的路上披星戴月、上下求索。

眼下，2021年中國經濟成績單發榜，再過一個多月，2022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圍繞成績看問題，站在當下談未來，對于諸多熱點話題，委員們有哪些觀點和建議？

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

處理好雙碳領域這四對關系！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

“在雙碳問題上我們至少要處理好四對關系。”談及此，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這樣說。

首先是雙碳與發展的關系。低碳是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的變革，不是要對發展本身形成限制。雙碳目標作為總量目標被大家關注，而同樣該關注的還有碳強度目標。

第二是雙碳與雙控的關系。雙控指的是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當前，對經濟構成實質性影響的是能耗雙控，而能耗雙控相對于雙碳目標而言是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碳強度雙控的轉變。從能耗雙控轉向碳雙控的考核，更為科學合理。”楊偉民這樣說。

第三是雙碳與煤炭的關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用較大篇幅談及煤炭問題，提出要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楊偉民認為，這是基于中國國情、實事求是、可行的減碳路徑。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煤電的定位將發生變化，更多承擔安全保供和頂峰發電的調節功能。現階段，我們不能談煤色變，不能簡單地提高煤電信貸發債門檻，更不能一刀切地對煤電停貸斷貸。相反，應支持煤電清潔高效利用和靈活性改造。

第四是雙碳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我國單位GDP能耗高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單位產品能耗高，二是產業結構中高耗能產業占比較大。要解決后者的問題，楊偉民認為我們不能在短期內“用力過度”。“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韌性十足，主要體現在我們產業門類齊全、產業配套能力強上。在雙碳時代，我們仍然要保持門類齊全、配套能力較強的格局，這里不排除有高耗能產業。我們的工作方向應該是促進這種高耗高碳能源產業，逐步轉向更多消耗風光電等低碳能源的產業，這個轉變同樣需要一個過程。”

聊金融支持實體精準性

對內扶持專精特新，對外警惕貨幣政策轉向！

1月20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1年期LPR為3.7%，比上月下降10個基點；5年期以上LPR為4.6%，比上月下降5個基點。業界認為，這次降息傳遞出人民銀行加強預期管理、呵護市場信心的明顯信號。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最近幾年持續把中小企業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組織我們開展調查研究和協商活動，我本人也多次參加過對中小企業的調研。總的來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在逐步緩解，但有些問題依然存在。”談及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繼續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業的力度。要落實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增量、擴面和降本。增量增的是融資量；擴面擴的主要是首貸戶和信用貸款比例；降本是繼續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二是要有效治理拖欠中小企業應收賬款的問題。國家有關部委已經開展了專項行動，也取得了積極成效，現在這個問題還要進一步治理。同時，要把解決有關中小企業的拖欠問題和增加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放在一個同等重要的地位來統籌考慮。

三是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要把核心企業和鏈上其他中小微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充分發揮核心企業的主體信用和中小微企業的數據信用優勢，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

四是要支持中小微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道路。金融機構要研究進一步構建優質中小企業評價體系，同時鼓勵發展產業集群。

“來自外部的壓力中，有一個不確定因素是美聯儲加息，縮減購債規模，而且政策轉向節奏加快，今年也可能進入加息的通道，有預測可能會加息3次。這種政策轉向會加大金融市場的波動，也會對預期產生影響。在此情況下，我們既要正視困難，也要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經濟的特質沒有變。從全年看，下行壓力主要是在上半年，建議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可以適當超前，今年發行專項債可集中在上半年，財政政策發力的舉措能否也集中在上半年，同時建議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改善市場主體預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這樣表示。

看新增長點和新增長極

發展好數字經濟有5個切入點！

“我們看到，目前工業企業關鍵工序的數控化率已達到52%左右，經營管理的數字化普及率已達到68%，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的普及率達到73%，更重要的變化是，基于工業互聯網的產業生態正在加快構建。工業互聯網作為一個新的生產方式正在登上歷史舞臺。”談及此，王一鳴這樣表示。

圍繞如何推動產業數字化改造升級，王一鳴認為有5個切入點。

第一，要深化重點產業的數字化改造。“我到無人生產服裝廠去看過，整個流程都是智能化的，不需要人。更重要的是可以柔性化生產。比如你去這個服裝廠參觀，進門的時候就能采集你的數據，等你參觀完出來，定制的服裝就做好了。應深化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推動設計、工藝、制造和運維一體化。”王一鳴這樣說。

第二，要加快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全面推動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加工、經營管理、銷售服務等業務的數字化，開展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讓產業鏈上中小企業愿轉、能轉、敢轉，就要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作用，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成本。

第三，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傳感器、集成電路、關鍵軟件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我們還有弱項。”王一鳴表示。

第四，要推進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王一鳴認為，工業互聯網對數據采集的精度、傳輸速度、存儲空間、計算能力和智能化加工應用的要求大幅提升，既要建設跨行業的綜合性平臺，也要建設面向特定行業和場景的專業性平臺。

第五，要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包括5G商用和規模化應用。王一鳴建議，現在也可以前瞻性布局6G的技術儲備，同時要加強數字化人才的培養。

論人民幣匯率升值

有五個“有利于”和兩個“加小心”！

“人民幣匯率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形成的，去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貨物貿易和資本流入雙順差。未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仍取決于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國國際收支狀況以及國際外匯市場的變化。人民幣匯率彈性會逐步增強，匯率雙向波動可能成為常態。”在肖鋼看來，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而言，有五個有利于和兩個要小心。

第一是有利于擴大進口。積極擴大進口，既是重大的國家戰略，也是新一輪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進一步優化進口的結構，其目的也是為了推動國內經濟補短板，加快產業升級，滿足國內消費者需求。

第二是有利于推動外貿出口轉型。由過去的以價取勝，向以質取勝轉變，加快發展新型的外貿業態。

第三是有利于擴大企業對外投資。我國企業可以實現更好走出去，充分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第四是有利于緩解通貨膨脹壓力。有研究證明，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以抑制生產價格指數（PPI）上漲速度，特別是緩解輸入型通貨膨脹。

第五是有利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造人民幣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心。

所謂兩個加小心，肖鋼認為第一要小心熱錢沖擊。人民幣升值，加上中美有利差，人民幣利率也相對比較高，一旦形成熱錢大進大出或者快進快出，可能會加劇我國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波動。

第二是企業要嚴格財務約束，特別是要控制好境外借債。到境外發債借款如果規模過大，投向又不合理，再加上將來市場匯率可能發生的變化，會給企業造成很大的損失。

品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關起門發展，競爭力安全性難以提升！

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是大變局中的重要變量。疫情后以全球視野看中國，王一鳴認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至少有三大看點：一是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勢提升了，佐證之一是中間品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二是韌性和抗沖擊能力增強，這一點在疫情防控期間已得到充分證明；三是自主可控能力得到提高。

成績顯而易見，挑戰也真實存在。

在王一鳴看來，產業鏈供應鏈目前還存在不穩、不強、不安全的情況：不穩來自產業外移壓力；不強來自產業鏈整體仍處于價值鏈中低端；不安全說的是關鍵核心技術存在被“卡脖子”的風險。

而要強鏈、補鏈，王一鳴認為要把握六個方面。

第一是提高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建議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本土化，推動國產替代。

第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強。在有較好科技基礎、符合未來科技發展方向、具有較強戰略價值的戰略性前沿技術領域形成局部領先優勢，形成非對稱反制能力。

第三是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整合優勢科技資源，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

第四是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提升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工藝、基層材料、產業技術基礎等工業基礎能力，有效提升產業鏈競爭力。

第五是優化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鏈根植性。營造一流營商環境，讓更多外資企業不想走不愿走。

第六是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立足我國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先發優勢，在培育發展新興產業中育長板。同時，在未來產業領域，要早做謀劃。

談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話題，王一鳴表示，不能認為產業鏈供應鏈都自己做就是安全的。要認識到供應鏈安全性與開放性是辯證的。要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開放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算行業、城鄉之間收入細賬

要避免社會分層并固化！

圍繞推進共同富裕的改革話題，楊偉民提了兩條建議。

一是要改革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同步于甚至是快于經濟增長，換句話說，也就是提高全體人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這就意味著，需要相應減少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當中的比重。

在企業部門中，楊偉民認為重點應降低金融和房地產部門在國民收入的比重，這是大的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措施。

二是要推進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

現在看，圍繞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幾個領域，楊偉民認為，應消除由所有制歧視、行政性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帶來的要素報酬與其貢獻之間的偏離，要降低因獲得要素機會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降低因政策或市場準入不同帶來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

要解決這一問題，楊偉民提出，要增進勞動力、人才和居民的流動性，以避免社會分層并固化。

市場主體創造了GDP，而這些企業的掌門人，在楊偉民看來也是稀缺的社會資源。“因此我們要營造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氛圍，依法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讓他們形成長期穩定預期。當然，企業也要依法經營，增強社會責任感，按照共同富裕方向和要素貢獻，處理好勞動要素與其他要素的分配關系。”楊偉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