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

（一）準確判斷我國當前面臨的金融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準確判斷風險隱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總體看，我國金融形勢是好的，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金融領域尚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在國內外多重因素壓力下，風險點多面廣，呈現隱蔽性、復雜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特點，結構失衡問題突出，違法違規亂象叢生，潛在風險和隱患正在積累，脆弱性明顯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鵝”事件發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風險發生。

一是宏觀層面的金融高杠桿率和流動性風險。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2016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為247%，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5%，高于國際警戒線，部分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突出，“僵尸企業”市場出清遲緩。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類“名股實債”和購買服務等方式加杠桿。2015年年中的股市異常波動，以及一些城市出現房地產價格泡沫化，就與場外配資、債券結構化嵌套和房地產信貸過快發展等加杠桿行為直接相關。一些高風險操作打著“金融創新”的幌子，推動泡沫在多個市場積聚。國際經濟復蘇乏力，主要經濟體政策外溢效應等也使我國面臨跨境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等外部沖擊風險。

二是微觀層面的金融機構信用風險。近年來，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侵蝕銀行業資本金和風險抵御能力。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件明顯增加，債券發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風險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甚至海外對我國金融體系健康性的信心。

三是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的影子銀行和違法犯罪風險。一些金融機構和企業利用監管空白或缺陷“打擦邊球”，套利行為嚴重。理財業務多層嵌套，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存在隱性剛性兌付，責權利扭曲。各類金融控股公司快速發展，部分實業企業熱衷投資金融業，通過內幕交易、關聯交易等賺快錢。部分互聯網企業以普惠金融為名，行龐氏騙局之實，線上線下非法集資多發，交易場所亂批濫設，極易誘發跨區域群體性事件。少數金融“大鱷”與握有審批權監管權的“內鬼”合謀，火中取栗，實施利益輸送，個別監管干部被監管對象俘獲，金融投資者消費者權益保護尚不到位。

（二）科學分析金融風險的成因。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體而言，當前的金融風險隱患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和逆周期調控能力、金融企業治理和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不足，以及監管體制機制缺陷的鏡像反映。

一是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體制問題引致風險的系統性。在宏觀調控上，對貨幣“總閘門”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擾。在風險醞釀期，行業和地方追求增長的積極性很高，客觀上希望放松“銀根”，金融活動總體偏活躍，貨幣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偏快容易使市場主體產生錯誤預期，滋生資產泡沫。當風險積累達到一定程度，金融機構和市場承受力接近臨界點，各方又呼吁增加貨幣供應以救助。宏觀調控很難有糾偏的時間窗口。在監管體制機制上，在新業態新機構新產品快速發展，金融風險跨市場、跨行業、跨區域、跨境傳遞更為頻繁的形勢下，監管協調機制不完善的問題更加突出。監管定位不準，偏重行業發展，忽視風險防控。“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監管方式，導致同類金融業務監管規則不一致，助長監管套利行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缺少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監管真空。統計數據和基礎設施尚未集中統一，加大了系統性風險研判難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動游離在金融監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開放的機制缺陷引致風險的易發多發性。在公司治理上，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仍未完全理順，資本對風險的覆蓋作用未充分體現，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東越位、缺位或者內部人控制現象較普遍，發展戰略、風險文化和激勵機制扭曲。在開放程度上，部分行業保護主義仍較流行，金融監管規制較國際通行標準相對落后，金融機構競爭力不足，風險定價能力弱，金融市場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應、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境內外市場不對接，內外價差也造成套戥機會，一些機構傾向跨境投機而非扎實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