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步軒，1965年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頭賣肉的事被媒體曝出，被稱為“北大屠夫”。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陸步軒在北大讀書時。受訪者供圖

陸步軒看起來一點也不“北大”。年過五十，他有點駝背，皮膚黝黑，任由發根一截截發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塊錢的煙，一邊抽一邊咳嗽，一笑露出被煙和茶染出褐色的門牙。

“我這個人就是窮命。”陸步軒說。盡管有“北大”和“商人”兩個頭銜加持，他仍然習慣把農村出身掛在嘴邊。

未名湖邊，“北大”曾是他改變命運的全部指望；豬肉攤上，“北大”又變成他羞于啟齒的心頭重壓。

“好幾年我都覺得讀書沒有用。”陸步軒一度收起書報，拎著酒瓶走進賭場；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賣肉”的新聞引起轟動，他進入體制，工作12年后辭去公職，如今遠赴廣東重操豬肉生意。

“北大畢業還不是照樣賣豬肉？”這句話曾經是他心頭的一根刺，現在他開始反駁，“北大畢業賣豬肉都能賣成連鎖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與“北大”和解。陸步軒說現在他想明白了，讀書不一定改變命運，但是讀書能改變思維。

跳出農門

1985年，我以531分，陜西省第十四、長安縣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我家在陜西省長安縣（現西安市長安區）東部農村，家里幾代務農。我母親在我剛上學的時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親字都認不得幾個。

我九歲才上小學，腦瓜發育比較成熟了，學什么都不覺得吃力，基礎打得牢靠，從小學習就很好。

那時候從來沒想過人生理想這些問題，上學只有一個目的“跳出農門”。

農村太窮了，我小時候一天只有兩頓飯，早上一頓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面條，晚上沒吃的生扛過去。我初中離家遠，住在學校，每個星期回家拿一次饅頭，每次都要焙干、曬干，到學校泡著稀飯或者開水充饑。霉變饅頭吃多了，到現在我都不愛吃饅頭。

我姐參加過一次高考，沒考上，差得遠。全家都盼著我能考上，那會兒都是統招統分，大學畢業就是吃國家飯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績出來，我考上了西安師專。我把錄取通知書撕了。我有個親戚在國防科技大學讀書，他父親總跟我父親炫耀，我心里不服，堅決要考更好的學校。

其實我壓力很大，成敗在此一搏的感覺。我全靠自學，一年的時間生物鐘都是亂的，沒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瞇一會兒，睜開眼就學習。夏天蚊子成災，農村沒有蚊香，靠點蒿草驅趕，又嗆又熱，就那樣還在看書。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遠行。親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揮手告別。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頭，父親攙著奶奶，還在身后。至今想起那情景，還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