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考試中心成立初,楊學為在玉泉路30號辦公地址門前留影。(楊學為供圖)

既然有了考試中心,就要為大家提供一個科學的、好的高考。我給每科設立了一個學科秘書,他負責在全國物色命題老師,這些老師第一人品要好,第二學科要精,通常哪個大學哪個系比較出色,就去哪物色,一年一科召集十來個命題老師,哪個水平高、表現好、出題水準穩定,明年還請他。這個高考命題制度,就固定下來了。

“高考無法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我們在采訪中遇到兩個特殊人物,一個是北京某中學的副校長,一個是甘肅某縣的教育局副局長。北京的副校長說,他今年最看好的學生每天清晨5點起床,家長開車接送,輔導班和學校輪番跑,到晚上12點才結束,“北京前100多名的,都出國了;他們屬于200名開外,就得拼”。甘肅的副局長說,今年縣里最有希望的一個孩子,也是5點起12點睡,縣城沒輔導班,只有任課老師帶著不斷做題。巧得很,他們想考的是同一所名校。副局長憂心忡忡地問:“他們是在同一條競爭線上嗎?將來進了大學誰會發展得更好?”

這些問題,實際上不是高考能夠解決的問題。人們把太多社會問題,放到高考上來思考了。

記得當年,我們印好了卷子,從大興往北京運,是自己開車,偷偷摸摸地運,一路上提心吊膽。現在,試卷都是武警開車護送。到了高考的日子,交警在考場周圍站崗,禁止車輛鳴笛。環保局下禁令,考點和住宅區附近的工地要停工。天氣預報按照春節同等規格,給高考預報3天的天氣。40年了,教育部的權力并沒有變大,而是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

2015年6月7日,高考拉開序幕。當考場內考生奮筆疾書答題時,場外上千名家長寸步不離地守候在考場門口。

在這種空前的重視下,人們對社會問題的種種擔憂,投射到高考上來了。“中產階層焦慮”也好,“寒門難出貴子”也好,“學區房狂熱”也好,都是一件事:公平焦慮。但整個社會的公平,無法由高考來解決。比方說這孩子他爹是教授,他媽是博士,家庭環境特別好,從小有一對一的外教,這不是高考能解決的。高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給所有人一個科學的考試,一個公平的分數線,讓這場考試成為社會公平的“壓艙石”。

最早提公平問題,是在上世紀80年代。理論上講,相差20分以內,水平屬于同一檔次,但高考1分就決定命運,公平嗎?確實有問題。1984年,我搞了保送制度,特長突出的孩子可以保送。但很快發現了新的不公平:什么算特長突出?不能量化就有人“走后門”。我說,保送100個孩子,有50個是真的,就值了。但“走后門”越來越多,就停掉了。現在,我們承認高考不能考察個性,所以呼吁大學自主招生,結果又擔心在人情社會里會滲透不公平。這種擔心,跟當年是一樣的。

我覺得,2014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是很好的意見?，F在上海、浙江在試點,語數外都上,上完后,選物理的去上物理,選生物的去上生物,整個中學變成了走班制。那么老師夠不夠?課堂夠不夠?浙江、上海是夠的,可青海呢?甘肅呢?中國太大了,如果不考慮具體省情,簡單推廣,最理想、最先進的方案,最吃虧的可能是最邊遠、最落后的地區。對考生們來說,統一的考試和分數線,才是唯一公平的。高考能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種公平,所以高考依然是普通人向上流動的唯一武器,依然背負著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

我今年80歲,人生的后40年能與高考緊密相聯,是我一生的幸事。我輩原是平凡人,趕上了好時機,在國家轉折里改寫了命運。我曾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要讓高考變成一個好的考試,優點多一點,缺點少一點。我希望我做到了。(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 許陳靜 姜琨 鄭心儀整理 楊學為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