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點尚未消

“就像緊緊咬合的齒輪，《反家庭暴力法》要運轉流暢，少了誰都不行”

陪趙小月在派出所做筆錄，湖南省婦聯的工作人員窩了一肚子火。

趙小月已被嚇破了膽，提出只想趕快離婚，不打算再追究男方責任。婦聯工作人員和法律援助律師忍不住提醒幾句，不想引來民警不滿。他們搬出《反家庭暴力法》，但民警的回應更堵心，“我不知道這個法。”

這般遭遇雖是極個別，卻也投射出《反家庭暴力法》落地的不易。宣傳培訓的不足，制度銜接的不暢，多部門聯動機制的不健全，導致被寄予厚望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中坎坷不斷。

告誡制度實施以來，陶品所在的派出所一共發了7份告誡書，其中5份起了作用。陶品坦承，越到后面，告誡書發得越謹慎，“一是法律規定告誡書可以作為法庭證據，但家暴認定起來有難度，擔心告誡書發出去要承擔法律后果，比如施暴方不認可，有可能起訴公安機關；二是怕發了作用不大，影響法律的權威性。”

歐陽艷文認為，告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震懾，從法律上來說效用不如人身安全保護令。“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是有責任的，而違反告誡則沒有責任。最好是賦予告誡制度一定的處罰性質，以便更好地對接《治安管理處罰法》。”

看似效用更大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有現實的困境。

有一個案件，讓劉群頗為無奈。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后，施暴者繼續施暴。經過鑒定，受暴者的傷情已經達到輕傷程度。按照法律規定，施暴者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公安機關和法院卻產生了意見分歧：公安機關認為，法院已經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應由法院直接處置施暴者；法院則認為，應按照公安機關立案、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程序，走刑事訴訟程序。

法官面臨的現實困難并不止于此。湖南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黃燕說，員額制改革后，法官的績效考核與辦案直接掛鉤，辦理包括家暴案在內的家事案件耗時費力，還不受關注，如何調動和保護法官的積極性，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此外，家暴案件不適用一般的審判思維，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豐富的社會經驗等等，不少法官反映，自己愿意做，但有心無力。

劉群舉了一組數據：在擔任家事庭庭長之前，她所在的民一庭全年辦案數量6000多件，其中家事案件也就占1/10。這幾年，家事案件總量相對穩定，其他案件數量卻在快速攀升。矛盾顯而易見——人少案多，法官的精力必然被其他案子牽扯；若家事法官專業化，績效考核的指揮棒又對其不利。

更薄弱的環節，則是對家暴當事人的心理干預。

“我就是為了報復他。”說這句話時，張小榮（化名）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被打毫無征兆，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能成為丈夫李偉（化名）打她的導火索。常年在家里得不到溫暖，怨氣找不到出口，她便發泄到5歲的女兒身上，有一次門牙都讓她打掉了。“老公愛女兒，我打不過他，只能打女兒，讓他嘗嘗傷心的滋味。”

李偉的母親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聽說兒子家暴，上來就是兩個耳光，罰跪反省。這種“懲罰”，在李偉的經歷中早已是常態。從小耳濡目染，他在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暴力邏輯。

“施暴人有時也是受害人，這種代際傳遞值得關注。”邱夢丹說，家庭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習得，社會危害性大，“家暴中的目睹者，即便不會成為未來的施暴者，但心里留下的陰影可能終生難消。”

長沙市婦聯權益部副部長李萬鋒提出，反家暴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是文化、社會性問題，“現實中的痛點，正體現出社會力量介入的必要性——不僅是人手力量上的彌補，也是角色扮演上的補位。就像緊緊咬合的齒輪，《反家庭暴力法》要運轉流暢，少了誰都不行。”

社會組織的培育壯大，仍需時日。在湖南，即便是社會組織發展狀況相對較好的長沙，也遠未達到理想程度。以鑫晨社工中心為例，專業社工僅有1人，一年的個案服務數最多不過30余件，而咨詢量卻多達1500余次。以此測算，家暴干預的社工人手遠遠不夠。

即便現實和理想仍有不小差距，《反家庭暴力法》還是讓社會各方真正動了起來。正如歐陽艷文所說，“《反家庭暴力法》給了公權力足夠清晰的法律依據，讓受害者有了維權意識，也使得基層民警、社區工作人員、法官乃至普通人明白，家庭不是法外之地。”

在社工和省、市婦聯的幫助下，趙小月眼下轉移到一個庇護所，靜待法院的離婚判決。徹底走出陰霾或許需要時間，但生活已然翻向新的一頁。

制圖：李姿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