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日（30日）的新聞，又送來一個陳年舊案的新消息：海南陳滿案再審，檢方要求改判無罪。

簡要地說，陳滿一案經歷了23年跌宕：1992年，海口市發生一起命案，四川人鐘某身亡，遺體嚴重燒損。當地警方認定鐘某的老鄉陳滿是兇手。在經歷一審二審后，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陳滿犯故意殺人罪及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今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稱海南省高院的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導致適用法律錯誤。隨后，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院再審陳滿案。29日重審的法庭上，浙江省檢察院要求法院判決陳滿無罪。陳滿則表示，當年被抓時遭受了刑訊逼供。

因為重審尚未宣判，現在還不能說陳滿一案是“冤案”，但最高檢的抗訴、以及抗訴帶來的重審，本身就是一個信號。重審中透露出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刑訊逼供”信息，也足夠豐富，能助公眾形成對這起案件是非的基本判斷，形成對同類案件的聯想和歸類。

陳滿案肇始于1992年，從被捕到一審被判死緩、再到二審維持原判，橫跨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嚴打”時期。檢方抗訴時提到的種種證據不足問題，正是在“從重從嚴從快”的“嚴打”精神下出現的。如果將這一段的司法歷史橫切出來觀察，就會發現在同一個時間軸上，聚集著若干經典的冤案樣本：湖北佘祥林1994年因涉嫌殺妻被批捕，1998年被判刑，后因其妻忽然現身而重獲清白；河南趙作海1999年因涉嫌殺人被拘留，2002年被判死緩，八年后因被害人現身而平反。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正是在1996年嚴打運動中，“僅61天”就走完程序、“庭審不到一小時就被宣判死刑”。“嚴打”精神如何模塑了刑偵、司法流程，如何以實質正義之名摧毀了程序正義，都可以在這些案子中找到活生生的歷史細節。

1996年“嚴打”當然已經與1983年“嚴打”有很大不同，今天再使用嚴打一詞，也與上述兩個帶特指意義的名詞有了不一樣的語境。但“嚴打”的精神和后遺癥，卻仍然留存在今天的司法運行中，并和法治價值形成了深層的對沖。它強化了以公安系統為主導的公檢法關系，極大弱化了三家權力互相制約的功能；它強調了政治意圖對司法的指揮，背離了刑偵自身的規律和司法的獨立；它吸取了政治運動中“大字報動員”和“廣場政治”的精神內核，漠視了法律本身的謙抑性。“嚴打”背景下的冤案，正是以超法治的手段尋求法治成果的悲劇，是今天再提“法治”二字時，必須學到的第一課。

這一課可能正在形成共識。陳滿案再審，和之前媒體倒逼疑案重審不同，緣起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訴；上一周另外一起引起公眾關注的重審案——“巧家幼兒園投毒案”，主人公錢仁風重獲自由，也是因為云南省檢察院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雖然緩慢，雖然仍有賴于主人公的艱難申訴，但司法系統內的制衡功能和糾錯能力還是逐漸顯露出來了。在中國向現代法治社會轉型的歷史當口，這種能力要迅速提升、并與對“嚴打”思維的系統反省相伴隨，不然，這一代法律人和施政者就會再次面對法國大革命留下的那句著名的棒喝——

“你們什么都沒有忘記，什么都沒有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