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讓未滿6周歲的未成年人單獨留在家中、車內；學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學生分數排名；4歲以下兒童坐車要配備安全坐椅……12月22日，南京市人大發布公告稱，《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已由江蘇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批準，將于201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現代快報》12月22日）

相較于《未成年人保護法》，南京市這一地方條例的相關條文的規定顯然更具體、更扎實，也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比如，透過“不得讓未滿6周歲的未成年人單獨留在家中”的規定，公眾可以聯想起2013年南京江寧區兩名女童被餓死家中的人間慘劇。

南京新條例的相關禁止性規定，無論理念還是立意都很好，如果能夠實施并持續下去，一定可以極大改善孩子們的生存環境與生活環境。不管是對于日常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還是涉及長遠的發展預期，都能起到相應的防范、保護作用。不過，僅僅停留在一部條例上，顯然還不夠，我們更關心這些規定能否落到實處？比如，當法理與親情產生沖撞時，究竟應該依法辦事，還是也該考慮到親情？以今年輿論沸沸揚揚的南京虐童案為例，它就呈現出極為復雜的一面，當公眾輿論要求嚴懲的呼聲，與家庭日常生活不乏溫情的另一面產生沖突時，法律的判決往往陷入兩難境地。

此外，諸如強迫或變相強迫學生參與有償家教或捐款捐物、購買商品等活動；削減或擠占體育、藝術等非升學考試科目課時以用于升學考試科目教學等，這些問題也都屬于老問題了，媒體多年來屢屢曝光，現實中依然難以完全禁絕，學校、教師、家長以及社會等各方的訴求，盡管很多時候呈現對立，但也有“一致”的時候，比如家長“為了孩子”而主動自愿被購物、被捐款。凡此種種，若完全交由法律裁定，效果未必樂觀。

另一個隱憂是，體現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問題，往往有著巨大的“社會化長尾”，若僅從孩子身上著眼、下力，恐怕只能是做些表面文章，很難真正“藥到病除”。比如，“學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學生分數排名”，這很理想化，但現實情形是，即便明里不公布，暗地里各方也“心中有數”；即便學校不主動公布，學生家長也會有這樣的訴求。原因很簡單，分數決定一切。

保護未成年人，除了讓我們的孩子從小就獲得一些必要的、具體的保護，關鍵還是要盡最大可能清除社會上的“霧霾”，給他們提供一個晴朗、清明的生長環境。換言之，推動南京未成年人保護的新法落地，還需從社會層面作更大努力，讓孩子們對未來有一個更加美好的預期。（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