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身族看來，蓮花山公園只是深圳的眾多去處之一。而對于操心兒女終身大事的父母們來說，這里是個獨一無二的場所。隨著兒女們漸漸“奔三”、“奔四”卻又無暇社交，為了替其尋到一個合適的對象，焦急的家長們紛紛代兒“上陣”、替女“出征”，構成了婚介角的一道風景線。他們不少人也認為替孩子相親其實不合適，而且怕顯得孩子自己沒本事找對象，再者，“這里的家長條條框框要求太多”，讓機會顯得很渺茫。（7月17日《南方都市報》）

為子女代勞相親儼然具有中國特色，既便在文化淵源極深的東南亞，也沒有時下國內家長們此般急切。盡管婚姻大事非同兒戲，受到各方因素的限制太多，依然無以阻擋中國父母們的狂熱。更何況，當“中國式丈母娘”已成為高門檻的代名詞之下，連自己都明知“如此做不合適”的家長們，依然奔走在相親的道路上，并呈現出苦行僧式的極致化，“沒有辦法”的解釋實為中國式責任錯位的延續。

在可憐天下父母心的理由之下，包辦責任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孩子從出生之日起，父母就為其規劃了一切，比如理想的方向、志愿的選擇、職業的取向等，連孩子穿什么衣服、理什么樣的發型，都會打上父母深深的烙印。孩子成了父母生命的延續，父母期望通過孩子看到另一個自己，或者是理想化的自我升級——包括自己無法實現的理想，都應當由孩子去完成。不過這樣也存在很大的風險，失去了獨立性、自主性的孩子，往往缺乏健全的人格和獨立的精神，他們對父母要么高度依賴，要么極為反感。

如果說，在職業、志趣、人生規劃上，父母或許還有足夠的操控空間，自己也有足夠的支配權利，但在婚姻上介入過深，依然延續著傳統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此舉則顯得不合時宜，恰如專家所言是一種“病態的表現”。一則，在崇尚權利自由與個性獨立的當下，父母介入孩子的婚姻無疑于開歷史的倒車；二則，此舉存在極大的風險，也無視了愛情婚姻關系中的自我決定因素。沒有當事人的參與和體驗，中國父母式的包辦只會帶來失敗的結局。

選擇結婚與否，都屬于個人絕對的自由。不愿接受婚姻的束縛，或者基于對自由新的理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大齡群體”，但此并不意味著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家庭無以承受之重。正如對生育的選擇上，喜歡孩子并有能力承擔者可以多生育一些，不太喜歡孩子而自認為能力有限者，則可少生甚至不生育。每個人出發點并不一樣，看待問題的角度也有差異，無法也不能做到“千人一面”。

子女大齡化而遲遲不愿走進婚姻的圍城，或者給父母留下一男半女，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自身原因，不過歸根結底還是自身原因所致。諸如時間太少、圈子太窄等客觀理由，其實很難站住腳。根本原因在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個體對婚姻與家庭已然有了新的認識，在選擇上除了好與壞，還有是與否的多元化。孩子們遲遲不愿結婚并不可怕，然父母們依然延續著傳統的思維，企圖用自己的權威或責任來替代，最終只會徒勞無功。孩子已不再是過去的孩子，父母卻依然還是過去的父母，彼此之間則會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婚姻大事 “越俎代庖”是責任錯位的延續，情與理，法與理之間都無以放行。

任何現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多元價值標準下，單一化的傳統方式無法得到延續，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阻力。父母過度介入孩子的婚姻，于家庭來說并非好事，對整個社會來說亦非利好。此表明在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受傳統力量的干擾太多。孩子們已然走出了傳統的束縛，享受著屬于自己的權利自由，不過父母們卻在自設的范圍無以自拔，并成為新生事物滋生的強大阻力。更重要的是，在所謂的責任與道義的掩蓋下，行為的合理性往往會被掩蓋，并獲得道義上的同情。如同“暴走團”之所以泛濫成災，亦是同情代替規則、客觀掩蓋主觀的所形成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