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學術研究不面向實踐和國計民生，是極為可悲的”

　　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但這項工作主要由經濟學界進行，鮮有社會學研究者介入。1992年，李培林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轉型中的中國企業——國有企業組織創新論》出版，極大拓寬了企業組織研究的視域。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在序言中寫道，該書“提出國有企業組織創新和轉型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經濟學界的研究、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生產率雖有所提高，但卻陷入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僵局，主要經濟效益指標不斷惡化，失業問題突出。李培林發現，既有理論難以解釋這些現象，于是決定到實踐中找尋問題的癥結。

　　1996年8月至9月，李培林帶領課題組對全國10個城市508家企業（其中包括358家國企）進行問卷調查。1997年9月，他又走訪了東北9家大型國企，個案訪談了企業職工100余人次。在耐心傾聽國企職工真實心聲，詳細了解國企發展歷程和主要功能，認真分析原始資料和統計數據之后，李培林將目光聚焦到國企的“社會成本”上。

　　“在那個年代，國企不完全是市場主體，它承擔了職工養老、醫療、住房、子女上學、家屬就業等諸多社會職能，這種追求綜合福利最大化的邏輯，必然導致其朝著功能內卷化和人員過密化方向發展。”李培林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就要從既有利益格局出發，研究國企改革的操作化程序，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這就需要在國企改革中提供‘外部替代性資源’，例如，以社會保障替代國有企業的單位保障，以社會服務網絡替代‘企業辦社會’等。”

　　東北一行，“社會成本”的有益探索令李培林倍加振奮，而大量下崗失業人員的境況則讓他分外牽掛。“我的研究對于具體問題的解決也許只是杯水車薪，但如果學術研究不面向實踐和國計民生，則是極為可悲的。”在完成《國有企業社會成本分析》后，李培林立即投入了對就業問題的研究。

　　“中國城市經濟開始的后工業化過程所帶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轉變，是造成失業下崗最深刻的原因。”長期的觀察與積累使李培林敏銳地認識到，此番后工業化過程的開始，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可能是一種長期的局面。詳細論證后，李培林撰寫了題為《擴大教育、推遲就業、緩解失業》的《要報》，得到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高度認可。

　　此后，圍繞如何應對就業挑戰、實現下崗職工再就業，李培林深入一線開展調研，詳細論證并向相關部門建言獻策。特別是在2002年對遼寧省4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的1000個樣本下崗職工進行抽樣調查后，他發現下崗職工以往的人力資本積累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進社會態度理性化不再發揮作用。對此，他提出解決就業問題，政府不僅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還要完善勞動力就業市場，加強對下崗職工轉崗轉業培訓，幫助他們走出陰影，為改革凝聚力量。

　　4、 “面向現實做學問，才能對癥下藥”

　　“對和諧之美的追求是人類的本能。”馬克思的這句名言，道出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期許。進入新世紀，中央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對社會發展理論提出了新的需求，它拉近了社會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距離。”李培林認為，社會學研究者只有抓住這個機遇，加強對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的研究，積極為國家貢獻智慧，才能在新的時代有所作為。

　　2005年2月21日，李培林與景天魁走進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政治局講解“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翌年，他奉命參加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起草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在重要報刊陸續刊發《在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中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創新》等文章，出版專著《和諧社會十講》，以學者的立場和理性的筆觸闡釋理論、勾勒前景。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理論探討必不可少，但絕非全部。只有通過調研，面向現實做學問，才能對癥下藥。”李培林認為，只有在實踐中明晰社會和諧穩定的各種影響因素，才能找準著力點。

　　2006年，李培林組織了以“和諧穩定”為主題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社會和諧穩定報告》，研究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存在問題和發展趨勢，并對中產階層、農民工群體等進行了專題闡述，成為把和諧社會研究納入規范科學領域的開創之作。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和諧社會理論研究陣地不斷拓展。

　　“和諧社會并不意味著能夠完全消除社會矛盾和問題，但它有一種能夠不斷解決矛盾和化解沖突的機制，一種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諧和快速發展的機制。”在李培林看來，和諧社會不只是利益層面的和諧，還包括價值層面的和諧。“妥善處理經濟與社會、政府與社會、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公平與效率這四個關系尤為重要。”

　　立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李培林不斷創新和拓展對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研究——運用社會學的定性研究方法揭示全面小康社會的內涵，運用定量分析方法設計全面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呼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是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采取從主觀行為取向追究結果的方法開展社會矛盾研究，提醒人們要“全面看待‘社會矛盾多發凸顯’的說法”，得出極具學術價值和政策意義的結論；提出“中國經驗”這一具有啟發性和彈性的概念，并對其內涵和基本要點作出闡述……

　　“前人曾把學術的最高境界概括為‘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要有‘驀然回首’的功夫和機遇，就得耐得住‘獨上高樓’的寂寞，有‘終不悔’的執著和‘眾里尋他千百度’的傻氣。”李培林多次對學生講，耐得住枯燥與寂寞是治學的訣竅。這是他對學生的期許，也是為自己設立的學術坐標。（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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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1955年生，山東濟南人。十八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央文明委委員，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會社會學評議組召集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社會學概論》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