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聲音

　　面對這些問題，在調研中，湖南、湖北兩省相關部門提出了多項建議：

　　(一)加快濕地法制建設步伐，明確濕地保護職責權限、管理程序和行為準則。盡快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濕地保護條例》，對重要濕地進行分級認定，施行濕地用途管制制度、征占用濕地行政許可制度、濕地破壞賠償制度等，依法開展濕地保護管理。將濕地保護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包含濕地紅線管理、濕地保有量、濕地保護率等內容的濕地保護目標體系、考核辦法與獎懲機制，實行濕地保護行政首長負責制。

　　（二）做好濕地政策頂層設計。建議比照退耕還林辦法，在國家層面出臺退耕還濕、退漁還濕政策，擴大濕地面積。出臺濕地生態效益補償政策，實行濕地資源有償使用，明確“濕地資源恢復費”征收標準與管理辦法；出臺濕地保護代際補償政策，可從利用濕地資源獲取的水費、電費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資金，專項用于濕地保護，用政策杠桿強化濕地保護力量。

　　(三)謀劃濕地重點工程項目。建議國家出臺《全國濕地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長江流域濕地保護規劃》，并圍繞濕地和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恢復、濕地與水資源安全、濕地與糧食安全、濕地與應對氣候變化等謀劃一批重點工程項目，建立穩定的公共財政投入機制。

　　（四）科學調控水庫群水位。應充分考慮濕地生態保護的需要，建立以三峽水庫為核心的長江控制性水庫群的聯合調度機制。整合地方政府和行業部門力量，統籌考慮長江經濟帶上下游、左右岸濕地保護問題，在基本滿足發電需求基礎上，盡量滿足濕地生態水文的要求，使濕地的水文水勢最大程度地趨于自然水文過程。

　　對策篇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對長江全流域水資源實行綜合調度管理

　　建議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國家出臺濕地保護條例，明確濕地保護職責權限、管理程序和行為準則。在土地分類中改變濕地為“未利用地”的現狀，明確濕地為生態用地。

　　在新時期長江生態系統從河流生態系統變成湖庫生態系統的背景下，順勢而為。對長江全流域水資源實行綜合調度管理。可以借鑒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經驗，賦予長江水利委員會權力，對長江流域關鍵水庫群和各省取水進行綜合管理，兼顧各方利益，實現綜合調度。并以生態保護、水調節調度為最終目的，建設相關水利工程。

　　對于水質污染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建立保護區、擴大生態補償范圍和強度、遷移等措施進行保護，還要注重加大實用技術的推廣應用，可以通過試點先行示范。同時要加大濕地保護宣傳，加強執法力度。

　　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賈治邦：堅持三原則處理開發與保護關系

　　濕地保護的關鍵是人的思想，要喚起全民的生態意識。以生態教育為媒介，把濕地的重要性通過各種形式宣傳到全社會之中。

　　在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上一定要堅持“三個原則”——融入原則、不可越過原則以及優先原則。

　　“融入原則”是指在開發中，把生態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之中。

　　“不可越過原則”是指不能越過自然資源的承載力、環境的容量。自然生態系統在一定的承載能力之下有一定的自然修復能力。當開發越過承載能力時，自然生態系統將無法修復。如果不顧及承載能力隨意開發，無異于汽車只有油門、沒有剎車，將行駛到死亡之中。

　　“優先原則”是指開發建設中一定要堅持保護優先的原則，處理好開發和保護、保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在建設項目之前，邀請專家做好環評，探討工程會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是否有其他選擇，比如繞開、少占一點生態資源等。

　　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專職副主席印紅：通過分“責任”形成“九龍合治”

　　根據目前要求，出臺專門法律需要具備成熟管理經驗后才能上升到立法層面，因此迅速出臺濕地保護條例可能具有一定難度。現階段，一方面應借助依法治國要求，呼吁和推動法律盡快出臺；另一方面，要認識到立法并不是目的，帶來的善治才是目的，形成善治的體系才是最重要的事。事實上，在濕地保護方面，國際范圍內“九龍治水”都是普遍存在的，關鍵是要形成“九龍合作治水”的局面。這就需要從職責履行角度看問題，讓各部門之間不是分“利益”，而是分“責任”。

　　同時，除了“立法”，還要促進“修法”。通過“加減法”，修改已有法律，將濕地保護內容納入其中，摒棄有悖于生態建設的法條。

　　在政府職責的分配中，要厘清中央、地方政府的責任。有些職權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不一定要中央政府承擔。還應強調公民責任的擔當問題。類似于企業違法排放要受到法律制裁，對于公民個人也應設立法律底線，比如在面源污染中承擔法律責任。

　　全國政協常委、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康耀紅：積極推行“一湖一法”

　　濕地保護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水源問題。建議在湖泊保護中按照各保護區、各湖的特殊情況積極推行“一區一法”、“一湖一法”。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原監事長姚中民：生態資源也應該有償使用

　　三峽大壩的建設與運行起到了很多重要作用，在經濟效益上也收獲良多。但僅有經濟效益是不夠的，在水情發生重大變化后，應考慮建立起三峽經濟效益與長江中下游生態補償之間的關系。

　　濕地也是資源，既然是資源就應該有償使用，就可以有市場角色參與其中。因此，在保護中應該有創新思維，讓政府、市場、企業形成有效的協調機制。

　　例如，要樹立“信用”的概念。生態資源是可以調動、量化的，也是一種信用，生態保護的效果也可以看做一種信用。憑借這種信用機制，可利用政府資金、銀行貸款等進行融資。

　　建議建立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基金，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以及社會資金共同組成，以此為杠桿撬動其他資金投入生態建設之中。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糧食局原局長聶振邦：注重人才的配置與培養

　　在長江水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如果各地僅考慮當地利益，通過建壩攔水解決眼前問題是不可能管理好長江的。建議以“流域”為概念從總體、宏觀上考慮水資源的調配問題。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上，目前要注重管理人才、科研人才的配置與培養。在發展中不再鋪攤子，低水平重復。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仁創科技集團董事長秦升益：改變思路處理水污染

　　濕地保護中水是重中之重，在這個過程中應依靠科技創新做一些工作。例如，水被污染了，現在采取的大多是終端集中處理的辦法，建議改變思路，發展源頭分散處理，通過創新，讓處理過程發生在每家每戶的田間地頭，就地儲存，就地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