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區法院對非法買賣器官案庭審，揭開了隱秘的販腎交易鏈條：從網上招募供體，圈養供體，取腎、異地空運、移植，短短5個月，該犯罪團伙圈養近40人，販賣腎臟23個，非法獲利154.8萬元。團伙多數成員曾是活腎供體或受體，他們處在利益鏈底端，利益鏈頂端是腎移植醫院和醫藥商。

　　這些年，賣腎這回事，不能說蔚然成風，但起碼黑市昭然。有人欲賣腎救母、有人要賣腎買蘋果、還有人想賣腎去整容……缺錢的，緊要關頭，都想到去賣腎，這固然是個路徑依賴問題，但也從側面揭示出，在非法賣腎市場，供需對接是多么易如反掌。

　　如果有心去搜索引擎看看，諸如“漳州地下組織非法賣腎19起”、“武漢地下販腎案追蹤:3萬元取腎 數十萬元賣出”、“浙江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案:9被告6人賣腎”等新聞不勝枚舉。這些非法買賣團伙光明正大在網上曬配型單，交易火爆到甚至還有賣腎不成而舉報團伙的。

　　法理而言，非法摘取、騙取他人器官，涉嫌故意傷害罪。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然而，在賣腎黑市，賣腎者一個腎一般只能賣得3萬元左右，而“黑中介”找到有買腎需求的尿毒癥患者家屬，售價卻在28萬元以上。層層加碼的交易背后，是“黑中介”到團伙頭目、手術醫師、麻醉師等眾多人員如“血蛭”般的利益吸附。一句話，在賣腎利潤堪比毒品的時候，法律的事后威懾就顯得多少有些不那么靈光。

　　當然，“腎奴案”首先是個法律問題。這些年，賣腎事件此起彼伏，甚至動輒就要賣腎如何，不能不說，這是司法懲戒失能的結果。正如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曉梅所言，“活體器官移植是以傷害另一個的重大健康為代價的，全世界都嚴禁活體器官買賣。器官移植的商業化，會加大社會的鴻溝，巨大的利益甚至會催生罪惡和違法行徑。”于此而言，三五年的刑罰，似乎并不足以為正義埋單。

　　然而，“腎奴案”又不只是個法律問題。一方面，諸多年輕人、尤其90后加入賣腎大軍，甚至有年輕人喊出“賣腎創業”的口號——凡此種種，屢屢令人大跌眼鏡。在這個“物質幸福”至上的年代，財富速生的狂熱與實體經濟的疏遠，催生了各種無節操的致富手段。信仰的迷失、價值的錯亂，腎臟所寓意的健康與生命，輕易就可以被廉價典當。另一方面，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每年大概有3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成功移植器官約為1萬例，許多病人不得不轉向非法領域尋找腎臟。盡管2007年國務院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確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同時規定了從事人體器官移植的醫院“準入”原則。但是，現有捐獻模式單一而滯后，遠不能滿足醫衛需求。身后器官捐贈的缺位，客觀上助推了黑市的火爆。

　　“腎奴案”頻發，法律不能袖手旁觀，而要紓解賣腎狂熱，顯然“徒法不足以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