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學術界特別是歷史學界格外的熱鬧，再加上無所不在、無所不傳的網絡，這種熱鬧前面還可以加上“異常”兩個字，其中突出地表現在對一些早已成定論的歷史人物的評價上。比如，慈禧、袁世凱、汪精衛，甚至居然還有已在岳王墳前跪了800多年的秦檜。

　　岳飛與秦檜的公案，這里就不用再說了，一是這段歷史在中國老百姓的心里早已成了鐵案，二是由于當事人已經去世實在太久遠了，以至于秦宰相的一些后人也都放棄了追訴的權利，比如清朝乾隆年間的秦澗泉就說過：“人從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只是不知道他是真的替他的祖宗懺悔呢，還是覺得早已過了追訴期。

　　而關于另外幾個人的翻案的言論，在越是“雷人”就越能吸引眼球的當下，還真的招徠了一些聽眾。因為，這些聲音幾乎無一不是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

　　那么，我們就且看看經過他們還原的“真相”到底是些什么，又是怎么還原的。

　　一是拿當事人曾經的歷史說事。比如說袁世凱出使朝鮮，不辱使命；小站練兵、力行新政。汪精衛則刺殺過滿清攝政王載灃，并且還寫過絕命詩以明志：“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二是從當事人的私生活入手。據他們考證，慈禧的私生活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混亂不堪，而多半是把武則天的故事移花接木接到慈禧身上的；至于汪精衛的私生活就更值得“稱道”了，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其“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欣賞之情溢于言表。

　　三是“設身處地”地替當事人著想。說“慈禧并未搜刮北洋海軍的經費”，修園所費之260萬兩白銀“只是李鴻章動員、各省以‘海軍軍費’為名義籌集”，“主動孝敬”的；說袁世凱接受日本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是“被動的”，之所以稱帝“并不完全出于他的個人主觀愿望而是有現實基礎的”，甚至干脆說“是被人撮弄著坐上皇帝的寶座的”；至于汪精衛投敵則當然是“受了蔣介石的排擠”，而且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暫時的低眉折腰也許不失為良策”。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在一些人那里，思想混亂到了什么地步！

　　不過，再仔細看一下倒也沒那么“可怕”了，因為筆者在眾多的翻案者中并未看見學養深厚、聲名卓著的歷史學家，而多半是一些對什么都能寫上一筆的所謂學者。因此，筆者雖非歷史學家，更并非“學者”，倒也敢說上幾句。

　　歷史研究當然不應該停滯不前。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對一些歷史事件、一些歷史人物重新評價，這原本是正常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研究歷史？怎樣運用新的史料詮釋歷史？怎樣隨著時代的前進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

　　筆者以為，首先要看“大歷史”。

　　這并非筆者的發明，而是從臺灣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那里“借來”的概念。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認為“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范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大歷史觀要求我們，一是要看一個人的全部歷史，而不是他的一段歷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都只是歷史的片段，都只能說明一時，說明不了全部，更說明不了實質。袁世凱前期的洋務實踐也好，汪精衛前期的革命經歷也好，都代替不了對他們的整體評價。二是要把歷史人物放到歷史長河中去觀照，看他是順應、推動歷史潮流的發展，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從清末到民國，中華民族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就是要在列強環伺、分割乃至侵略之下完成救亡圖存和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雙重任務。對于政治人物來說，這是歷史出給他們的一道必答題，其結果將決定歷史對他們的總體評價。很顯然，在這道必答題、這道大題面前，慈禧、袁世凱、汪精衛都是不及格的。就拿袁世凱來說，沒人能否定得了他在洋務運動和編練新軍乃至建立共和中的歷史功績，但是復辟帝制，這個歷史倒車開得就有點過分，不得人心了。是蓄謀已久的也好，半推半就的也好，被人撮弄的也好，筆者認為，作為掌握著當時最強大的北洋軍的袁世凱從來都是撮弄別人，未必被別人撮弄過，而且袁公此時應該早已經過了18歲，有了承擔獨立民事責任的能力。至于說恢復帝制是如何的“符合國情”、有多大的“現實基礎”，我們沒看到，倒是看到他著意籠絡或親信的蔡鍔、段祺瑞、馮國璋等，或起兵，或托病，或通電，最后，他本人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難到國情在83天中忽然又變回來了，或者是袁世凱忽然良心發現、幡然醒悟了嗎？

　　其次，要有“大是非”。

　　“是非成敗轉頭空”，這是牢騷話，其實人的一輩子是非成敗是空不了也忘不了的。但是，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是對國家民族肩負重大責任的人物，要講大是大非。古人說“不以一眚掩大德”，反過來說“不以一德掩大眚”，也是成立的。武則天之寵幸張易之、張昌宗，正史并無避諱，但這抹殺不了她作為大唐盛世締造者之一的歷史地位。反觀慈禧，作為大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她沒有用手中的權力順應歷史潮流，挽救大清的衰敗，走向民族的復興，相反卻是頑固地抱著祖宗舊制不放，不思進取，乃敗甲午，割臺灣，殺新黨，囚光緒，宣戰列強，締約辛丑，不斷地割地賠款，“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至于她的私生活，筆者并無考據癖，不了解也不感興趣，但是就算她當得起一座貞潔牌坊，也無法掩蓋由于她的政治上的無能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長久的傷痛。而一些人糾纏于修園子的銀子到底是搜刮來的，還是下面孝敬的，則無異于掩耳盜鈴。只要對比一下對面島國的明治天皇拿出皇室積蓄購買軍艦、支持戰爭的行為，不是可以高下立判了嗎？至于“私生活為人所稱道”、“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的汪精衛，則不但“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其實相貌姿容、詩詞文章“在當時的革命家中”也是“無人可比”的。可惜這些對于政治家來說，都只能算小“德”。他作了日本人的奴才，老百姓叫“漢奸”，連他的親哥哥（汪兆鏞）都不饒恕他，罵了他一輩子。

　　最后，要有“大立場”。

　　對于同一件事，同一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政治家是當然的公眾人物，只能以公眾的立場來判斷，以人民的立場來判斷。這就是大立場。有些人對汪精衛的投敵叛國行為給予同情、理解、辯解，據說這樣是“設身處地”。可惜，這只是“設身處地”者和“被設”者的立場，是少數漢奸賣國者的立場，是日本侵略者的立場，而不是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不排除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也有過猶豫彷徨。比如他曾經寫過“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的詩句，可惜終于沒有“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氣。在侵略者的刺刀面前，“玉碎”還是“瓦全”？這次，他沒有“引刀成一快”，而是選擇了后者。他不知道“大日本皇軍”也是向來崇尚“玉碎”的么？而在幾十年后的今天，既然有人如此愛好“設身處地”，為什么不站在被欺凌、被屠殺的中國人民的立場上“設身處地”一下呢：如果有人闖進你的家，端著上了刺刀三八大蓋兒，“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燒殺搶掠奸淫，甚至在燒殺搶掠奸淫之后還想賴著不走，而偏偏有一些不肖子孫居然與這樣的強盜合作搞什么“和平運動”、幫著強盜“維持治安”、屠殺自己的同胞，你還能同情、理解甚至為之辯解嗎？究竟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對中國軍民的抗戰從物質上到精神上造成的損失有多大，我們無法估量。我們只知道，汪記偽軍先后達到50萬至100萬之間。如果這些數目龐大的軍隊，不是用在打中國自己人上，而是投入抗戰，那么中國的抗戰何需打八年之久？相反，國難當頭，中國共產黨與屠殺過共產黨人的蔣介石聯手抗日，而對“占據”著半個中國的汪精衛毫不妥協，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后者是漢奸。“兄弟鬩墻，外御其侮”，這是民族大義。

　　據說，汪精衛生前非常喜歡“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梅花，也多次寫詩詞吟詠過，“香隨心共澹，影與神俱寂”，死后也葬在南京梅花山。只不過，人民是從來不相信誰說得多么好聽的，他們要求還梅花之清白、之“香澹”。國民政府在各方的呼聲中，將汪墳炸毀，他倒是終于“影與神俱寂”了。

　　可見，歸根結底，“歷史是人民寫的”。是說拿著史筆的嚴肅的負責任的史學家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服從歷史的真實的，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按著自己的偏好，隨心所欲，任意東西，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歷史既已發生，就永遠無法復原。但是，人們可以憑借科學的手段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無限接近歷史的真實。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的解讀原不足為怪，但是，對于上個世紀我們民族苦難的歷史、抗爭的歷史、前進的歷史究竟應該怎樣解讀，怎樣“還原”？我們允許和提倡不同觀點的交流、交鋒，但是，對于那些泛娛樂化的“戲說”、靠“博出位”而成名的“扒內幕”，我們應該摒棄；而對于那些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別有用心的言論，我們則應警惕。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了。否則，我們無以告慰先人，更無以警示后人，就會陷入無是非、無榮辱、無美丑、無真偽的混亂的“霍布斯叢林”，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泥潭，迷失民族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