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記者從最高法有關人士處獲悉，最高法正在制定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解釋文件，如果各項工作如期完成，該解釋有望在本月內出臺。據悉，在該解釋文件初稿中，疲勞審訊、誘供、指供、威脅被告人、威脅證人等變相刑訊逼供等行為將被視為非法證據，法院應予以排除。（12月8日《新京報》）

　　事實上，早在去年11月21日，最高法就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其明確指出，“法院要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準，強化證據審查機制。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如今，最高法擬出臺解釋文件，將“疲勞審訊認定為變相刑訊逼供”，這符合當前的法治思維與法治意識。一個整體規范，一個細節詮釋，必然會讓“禁疲勞審訊”變得更有可操作性。

　　可以說，“躲貓貓”事件揭開了公眾對刑訊逼供的審視與關注，也讓當前的證據獲取制度飽受質疑。在這樣的境況下，相關部門升級與更新證據的獲取方式，無疑是及時的糾偏。就此次或將出臺的文件而言，“疲勞審訊、誘供、指供、威脅被告人、威脅證人等變相刑訊逼供等行為將被視為非法證據，法院應予以排除”，這無疑是最大的亮點。這樣的做法，讓證據變得更有正義性，既是回歸了法治的本來含義，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體現。

　　仍然值得審視的一點是，對于禁止刑訊逼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61條等法律條文均明確規定禁止。但遺憾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仍然普遍存在。刑訊逼供這樣的硬暴力況且如此，疲勞審訊這樣的軟暴力即便有規定，就能落實到位么？這背后，也牽涉出一個問題：對于疲勞審訊，雖然有明確的標準，但誰來監督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就此來說，對于“疲勞審訊算變相刑訊逼供”的制度規定而言，仍然需要完善必要的配套措施。一則，是要設立相關的監管者，對刑訊逼供、疲勞審訊等進行監管，不能每到關鍵時刻，都是攝像頭壞了，然后不了了之，讓有沒有刑訊逼供成為無解之謎；二則，是要設立必要的懲戒機制，既然“疲勞審訊算變相刑訊逼供”了，就意味著疲勞審訊已經被重新定義，那配套的懲戒機制也應及時跟上。不然，任由相關部門自由裁量的話，很難每一次都抵達公平正義的彼岸。

　　簡而言之，“疲勞審訊算變相刑訊逼供”的制度規定，是充分制度善意的，不僅是人性化的舉措，也是法治的一大進步。但有一點需要明確，即要謹防這口惠而實不至，讓這淪為花架子制度，徒具觀賞價值。畢竟，禁止刑訊逼供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禁止疲勞審訊的問題的確很難給公眾信心。不過可喜的是，剛過去不久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上議程。我們希望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疲勞審訊算變相刑訊逼供”這樣的規定能照進現實，禁止刑訊逼供這樣的老規定也能得到落實，如此，制度善意才能口惠而實至，依法治國才能更好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