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

加強與跨國公司的深入合作

中國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在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看來，“雙循環”為未來更高質量、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條件，中小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在其中也會獲得新的機遇。

中小企業面臨的渠道不暢的問題，對跨國公司來說不是問題，因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都有分銷渠道，在中國也有很好的渠道合作伙伴，因此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他如果想進一步去擴大分銷渠道，只要加入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就迎刃而解；對于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跨國公司也可以提供充分的幫助，因為跨國公司社會影響力非常大，而且很多跨國公司的征信評級也比較高，與金融機構會有長期的合作關系，因此跨國公司利用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可以去發展供應鏈金融，幫助它供應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

當前，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到一個恢復性增長的通道，趙萍就中小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趙萍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針對中小企業的公共服務，對中小企業開拓海外市場，了解國際規則，能夠提供更多的數據指南等相關的產品，從而使中小企業更好地了解國際市場。同時在構建多雙邊合作機制的時候，要更多向中小企業傾斜，比如，在簽訂自貿協定當中，設立中小企業專章；舉辦一些會議論壇展覽，為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的合作去搭建合作的平臺；對于像跨境電商這種新型的貿易模式和新的業態，要加大推進的力度，使中小企業能夠借助科技的翅膀，更好地去拓展了海外市場。

趙萍建議跨國公司和大型的領軍企業發揮好供應鏈“鏈主”的作用，能夠把供應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整合到一起。“如果能夠在空間聚集形成特色的產業集群，效果就會更好。”大型跨國公司可以帶領中小企業通過產業內的分工，使中小企業更容易獲得新的訂單。

趙萍還提到對于中小企業自身來說，雖然小，但是也要加強對國際市場和國際規則的研究，去找準自己的市場定位，更好地運用國際通行規則，也要注重和大型跨國公司在供應鏈方面的銜接，也要注重研究像跨境電商這種新業態新模式，從而通過更加高效便捷的渠道出海，獲得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和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秘書長單立坡：

發揮商協會的引導作用

商協會如何推動中小企業在雙循環中獲得發展，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秘書長單立坡提出，助力中小企業的發展要發揮好大企業的作用。他認為，大企業和它產業鏈上中小企業不完全是一個競爭博弈關系。現在的供應鏈金融、工業互聯網等，為大企業去帶動產業鏈上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和手段。在這些方面，商協會可以發揮作用，去促進產業鏈上大企業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

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將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新的引擎。單立坡表示，中國經濟近20年來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的推動信息技術的應用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很多中小企業都抓住了這個機遇。現在是新一輪的信息技術的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幫助中小企業加快應用人工智能的技術去促進自身發展，是大企業、商協會、政府機構的共同命題。

單立坡認為綠色發展也是中小企業需要特別關注的趨勢。他表示，我國政府對于碳達峰碳中和提出了明確的路線圖、時間表。商協會要努力向中小企業提供先進的、成本比較低的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支持，幫助他們實現綠色發展。

此外，單立坡還提出要加強中小企業的國際合作，來提升了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他表示，中小企業不僅在國內要充分地整合資源，也要加強國際合作，在國際市場上去整合資源，這就需要發揮商協會的作用，發揮服務機構的作用。“其實在所有的雙、多邊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下，中小企業都是一個重要的合作方向，比如APEC合作領域中，中小企業是一個重點的領域和方向，在這里邊我們也可以開展很多的工作。”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

區別產業定位考慮政策應對

新結構經濟學把產業分成5大類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表示，對于中小微企業，也應該按照不同的產業類型來考慮如何應對。

王勇介紹說，第一類是追趕型產業，我國大部分的中小微企業所處的產業都屬于追趕型的；第二類是領先型產業；第三類是轉陣型的產業，比如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現在很多地方勞動成本上去了，在中國不再具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中的小微企業就要考慮到一方面怎么樣向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內的地區或者向國際的一些地區轉移，另一方面怎么樣向微笑曲線兩端走，把企業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做好；第四類是換道超車型的產業，比如，在5G及其相關領域。第五類產業是戰略型產業，比如涉及國防安全、經濟安全的產業。

在中國這5大類的產業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點上它的構成是不一樣的。王勇表示，不同產業中的中小微企業需要區別對待。

王勇舉例，比如說工業企業，它的TFP（全要素生產率）的1/3主要是來源于進入和退出，2/3才是已有企業的TFP的上升。這其中進入、退出最頻繁的就是中小微企業，所以政策制定需要考慮怎么樣能夠幫助更好、更多的企業進入。“需要把進入和退出打通。”

此外，王勇還提到，在不同的產業鏈中的大中小微企業的標準不一樣，一般來說工業企業的年營收要超過4億元人民幣才是大企業；但是如果從事農牧副漁業，年營收2億元以上的就是大企業，這也就意味著某個行業中的中型企業已經可能是相當另外行業里面一個大型企業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是應該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定不同的政策。

另外，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我們前面有更加發達、創新能力更高的國家，但我們后面還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王勇認為，在這樣的宏觀格局下面看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就必須要按照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地區，按照它所承擔的職責來考慮不同的政策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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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社會影響力峰會關注中小微企業發展

本報訊（記者 劉艷）中國美國商會于3月25日在北京舉辦首屆社會影響力峰會。本次峰會標志著商會2020年社會影響力計劃順利落下帷幕。本次峰會還見證了社會影響力報告的發布。

在為期6個月的時間中，社會影響力計劃成功搭建了政府、中外企業、國際組織等多方專家參與的開放性平臺，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突顯的兩大議題：中國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和公共衛生的改革，共同探討可執行、有效、可持續的創新解決方案。

社會影響力計劃認識到，中小微企業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其發展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挑戰。而當下則面臨著缺乏融資渠道；未充分利用數字技術以加速增長；進入海外市場三個方面的挑戰。基于此，社會影響力計劃提出應對的三點建議：

建議對中小微企業建立更加包容的金融體系。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將中小微企業的信用度制度化，從而減少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此增加金融機構向中小微企業部門的貸款意愿。

建議政府通過加強對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為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營造有利的商業環境。同時，不僅從政府層面發力，中小微企業更需要通過廣發合作來提供更加務實的解決方案。政府具體可以通過鼓勵小范圍試點來進行試錯，打磨出最佳實踐方式，進而催生更大的項目和更廣泛的制度推廣。

建議加強政府在促進中小微企業“走出去”的主導地位，利用跨國公司與中小微企業之間的現有業務關系來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協調。這就需要政府充分重視政策改革、強化執法機制、同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以更好促進中小微企業創新，真正幫助其做到從量變到質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