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劉開渠，與杭州、中國美院、蔡元培先生都有著深厚的淵源，在我心里早已扎下了根。1927年，他從國立北平藝專畢業到國民政府大學院工作。其間，先父曾向時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提出希望到法國學習雕塑，蔡先生很驚訝，他說：“你的想法很好，我們國家公派去法國學習繪畫的人不少，而學雕塑的還沒有，有機會的話可以考慮”。

后來蔡先生說杭州風景優美，猶如威尼斯一樣美麗，提議在杭州建立藝術院。受他之命，在林風眠先生帶領下，先父參與杭州選址，最終選定哈同花園作為院址。在蔡先生的支持下，籌建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1928年4月，作為民國第一所綜合性國立高等藝術學府的 “國立藝術院”正式成立，蔡元培先生出席了開學典禮。當時林風眠任校長，林文錚任教務長，先父任助教兼圖書館主任，而全校學生也只有四十幾人。同年，先父受蔡先生委派，以“著作員”身份，赴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雕塑，師從樸舍教授，并結識了馬約爾、布德爾、德斯比歐等藝術家。布德爾去世時，他參加了葬禮。

留學期間，他與馬克思的曾外孫龍格成為畢生的同窗摯友。1933年，先父受蔡元培、林風眠二位先生之邀回國，擔任國立杭州藝專教授兼雕塑系主任。回國后，先父去拜訪恩公蔡元培先生，恰逢魯迅先生也在場，當魯迅先生得知先父留法學習的是雕塑時，大加贊賞，他說：“過去中國人只做泥菩薩，現在該是輪到做人像了”。

這句話為先父指明了雕塑創作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國現代雕塑的現實主義之路。先父上任時，雕塑系的學生很少，從第一屆到第三屆畢業的學生加起來只有8人，當時的中國人對雕塑的認識還只是刻圖章、塑菩薩之類，認為學雕塑是沒有出路的。先父回國后做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為郁達夫的文友之母做的浮雕頭像，浮雕背后是郁達夫的銘文題記。當浮雕作品送給友人后，被作為陪葬品埋進了墓里，這就是當時雕塑家的悲哀。先父深深地意識到宣傳雕塑、培養雕塑人才的重要性。

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雕塑的教學、創作、宣傳與研究中，幾十年始終如一，發表了近150余篇文章，培養了大批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王朝聞、姚繼勛、張祖武、曾新泉、王丙召、朱培均、盧鴻基、鄒佩珠、盛楊、章永浩、曹春生、葉毓山、張德華、田金鐸、王卓予、沈文強等。這些學生，對中國現代雕塑的繼承與發展，都發揮了他們應有的作用。

抗戰期間，北平藝專、杭州藝專合并為國立藝專，先父仍擔任雕塑系主任。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的抗戰紀念碑雕塑，如《抗日陣亡將軍王銘章像》《抗日陣亡將軍李家鈺像》《川軍出征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又名《無名英雄》）《農工之家》等有影響的重要作品，其雕塑作品數量為當時之最。

先父的一生經歷了人生的悲歡離合，既充滿坎坷、艱辛，也豐富多彩。杭州的生活是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在此，他創作了中國首座抗戰雕塑《八十八師淞滬陣亡將士抗戰紀念碑》，并結識了家母程麗娜。她是杭州藝專西畫系1935年畢業的學生，曾在藝專劇社出品的話劇《茶花女》、《西哈諾》、《雷雨》、《日出》、京劇《轅門斬子》等劇目中擔任主角，同時被譽為“話劇皇后”，“有孟小冬的扮相與嗓音”，是“話劇”和“京劇”兩棲的“業余明星”。郁達夫先生作為先父的家長代表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相濡以沫，雖經歷了各種運動的風風雨雨、經受了喪失兩女之痛，但仍頑強地堅守自己的信念。

先父生前對杭州一直有著深厚的感情。戰時，先父積極參與文藝界進步人士的活動，支持藝專的學生參加革命，為王朝聞去延安寫介紹信。他調北京工作時，凡是杭州來的學生想要出國留學，他都毫不猶豫地給他們寫推薦信，并對蔡元培先生的栽培之恩念念不忘，力求像蔡先生一樣提攜后生晚輩。先父總說：“沒有蔡元培先生，就沒有今天的劉開渠”，始終對蔡元培先生懷有感恩之情，并多次為其塑像。

作為劉開渠與程麗娜的女兒，我為他們驕傲，因為他們，我愛杭州，更愛這所由蔡元培等父輩們締造的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先父生前沒有為自己舉辦過展覽，沒有在他曾經奉獻了青春足跡、結出了愛情碩果的地方留下痕跡，但他對杭州的一往情深，我至今難忘。由文化部主辦、劉開渠藝術研究院牽頭承辦的《劉開渠與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大展全國巡展已在北京、上海、廣西、湖南等地舉辦，更難能可貴的是從法國千辛萬苦借來的先父的法國恩師讓·樸舍的珍貴文獻與經典雕塑原作，可以說，他是中國現代雕塑啟蒙的祖師爺，能夠在中國看到他的作品是十分難得的，也是彌足珍貴的。先父當年作為他的學生和助手，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如此多的珍貴文獻，此展現在杭州舉行，我甚感欣慰！也可告慰先父的在天之靈，他終于回家了！

（選自其在本次展覽上的開幕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