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光明

城市，是人類審美的重要載體，也是文明高度發達的象征。作家與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流經城市的河流、公園中盛開的繁花、高大的梧桐樹、夕陽下的碼頭，都可能成為作家難忘的記憶，形諸筆端，代代流傳。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談到，“記憶既不是短暫易散的云霧，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燒焦的生靈在城市表面結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動的生命液體的海綿，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混合而成的果醬，把運動中的存在給鈣化封存起來：這才是你在旅行終點的發現”。卡爾維諾虛構了“看不見的城市”，探索它的記憶、符號、貿易等，這座城市雖不是實際存在，卻是很多城市的影子。通過它，我們能看到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記錄了20世紀20年代在巴黎度過的青蔥歲月，巴黎的塞納河、莎士比亞圖書公司等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同一時期，一群年輕人在杭州西子湖畔詩情勃發，寫下了一首首關于青春、愛情的詩歌，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22年，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汪靜之結成“湖畔詩社”，出版詩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在詩壇異軍突起，引起廣泛關注。他們的詩歌清新自然，富有青春活力，對未來充滿澎湃的希冀與熱情。杭州城的山水花草在他們的詩行里，成為抒情的意象。如應修人的《我認識了西湖了》：“從堤邊，水面/遠近的楊柳掩映里/我認識了西湖了！”在這里，詩人從堤邊、水面、楊柳掩映里來觀察西湖，使得詩歌帶有一種朦朧的、獨特的美感。而潘漠華在《黎明在涌金門外》描述秋寒的黎明，獨有一番韻味。“假使那番鴨會飛/我將托他寄封信/寄往畈滿豆花的南鄉/慈愛的母親/在今天秋寒的黎明/你兒又在此地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立在近岸的浮草中/用個方網捕蝦的老人。”詩人發揮想象力，梅花、殘荷、湘湖、郵局、錢塘江等成為重要意象，出現在他們的筆端。

人事有代謝，往來無古今。然而，有些感情是不同時代的人們所共通的。時間向前移，在唐朝的杭州，白居易也曾書寫不朽的詩篇。如作于長慶三年（823年）的《官舍》，有“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描寫“梅”和“櫻”；作于長慶二年（822年）的《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有“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濤。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毫”，描繪詩人登上鳳凰山杭州刺使所的東樓，看到山上的積雪和波平如鏡的水面。這些意象，是白居易情感的重要寄托，表現詩人的閑適之情。在詩人筆下，那些看似平常無意義的風景，經過重新發現，再次審視，成為具有獨特內涵的意象。

和詩人一樣，城市也是文學作品中的典型意象，承擔著眾多的敘事功能，具有象征性和隱喻性，推動著情節的發展。張愛玲、王安憶筆下的上海，賈平凹筆下的老西安，帶有獨特的審美特質，散發著屬于城市性格的氣息，其文字也逐漸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形塑著、展示著日常生活的場景。

現代城市作為審美對象，與古代不同，不僅在于詩歌的價值導向，還體現在形式的變化。尤其是白話詩廣為流行之后，城市的公共設施開始較多地出現在詩行中，展現人類社會的秩序和邏輯，無論它是想象中的，還是現實中的，富有深廣的內涵。城市，作為審美的對象，完成了人對公共設施等事物的重塑，賦予其多層次的美感。在詩人的筆下，時間和永恒成了探討的重要主題。傳統和創新，可能出現在同一個詩人身上，也可能出現在具有相似文學觀念的詩社中，如前述的湖畔詩社。他們在語言和概念上不斷探索，不斷實驗，不斷突破語言的束縛，帶給詩歌，乃至文學創作新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是將城市作為審美對象賦予文學的重要價值。

正如瓦爾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紀的首都》中所說：“在波德萊爾筆下，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杭州在湖畔詩社成員的筆下，亦成為重要的抒情素材。城市，發揮著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提供著或新或舊的意象，滿足著不同時期人們的審美訴求。隨著現代化的日益推進，城市作為審美對象的地位定將日益突出。（朱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