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身穿防護服的醫生走入武漢漢江方艙醫院，該市首個方艙醫院開始收治病人。 新華社記者 熊琦 攝

高紀平不斷向出發去醫院的隊員揮手。

兩位醫護人員隔著玻璃用對講機交流。

護目鏡和口罩在醫護人員臉上勒出深深的印痕。

動手寫作此文時，是2020年2月8日，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

34546，是此時已經公布的全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

這也是眼科醫生李文亮離世的第二天。疫情仍然嚴峻，醫生還在跟病毒“搶”病人。

“悲慟！但作為醫務工作者，我們需要情緒隔離，尤其在防疫的關鍵時刻，只能忍痛前行。”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兒童醫學中心醫生文川，在武漢洪山體育中心的方艙醫院忙碌著，抽空回復了我的微信。

作為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員，這是他從長沙奔赴武漢的第3天。

“擦干淚水，我們還有‘戰斗’要繼續……”懷化市第二人民醫院呼吸內科醫生張田慧剛剛傳來2月7日的日記，“今天，是湖南第二批援鄂醫療隊到達湖北的第12天。第一例由我參與治療的患者痊愈出院，特別開心；但武漢同仁去世的消息傳來，又讓我眼淚止不住地流。”

隔離情緒，忍痛前行。截至2月8日這天，全國已有13900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湖北。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中國最精銳的醫療力量還在源源不斷地匯集。

在湖北省黃岡市，比張田慧還早到3天的湖南省第一批援鄂醫療隊已在抗擊疫情一線奮戰了15天……

黃岡需要幫助

“你們來得太好了。”高紀平的手被黃岡市委領導握住，握得很緊。

這是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1點，高紀平他們剛剛抵達黃岡。

“握完手，他又改成拱手，我感到黃岡真的需要幫助。”向我描述起進駐黃岡那一刻的心情時，湖南省衛生工會主任高紀平已經在這座城市待了14天。

他去得很匆忙。當他接到電話被任命為醫療隊領隊時，實際準備時間只有不到兩個小時。

5分鐘后，副領隊朱華波也接到了電話，當時他正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值班。

朱華波立即趕回家。行李不多，包括他塞進去的4條香煙。后來，朱華波還把其中兩條分給了同樣抽煙的高紀平。

大年初一下午，從株洲、衡陽和郴州趕來的10所醫院的135名隊員在長沙南站集結。每個人都是自愿報名，除了在請戰書上按下紅手印，他們還在出發前重溫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大家戴著口罩，我一個都不認識。”高紀平在后來的日記中描述，“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口罩上方是堅定的眼神，我被他們感動了。我知道，我將成為這群勇敢戰士的家長和戰友，我既要帶領他們打勝仗，又要保證他們安全凱旋。”

“平時，他們治病救人，是白衣天使。這次，他們是上戰場，都是白衣戰士。”出征半個月后，朱華波在視頻連線中跟我談及這點時仍然一臉凝重，“我們是來跟病毒開戰的。”他深深吸了一口煙。

高紀平率隊出發3天后，張田慧也站在了長沙南站的站臺上。頭一天，她到醫院查房，寫醫囑時聽同事說起要派人去湖北。等她打開微信群，距離報名截止還有10分鐘。

張田慧甚至來不及告訴丈夫和父母。

湖南省長許達哲前去給第二批援鄂醫療隊員送行并講了話。“我好感動，”張田慧說，“但是省長說了什么，我一句也沒聽到。”

站臺上噪音大，天很黑，人很多，張田慧站在隊伍的很后面。

挺進大別山

“黃岡不能成為第二個武漢。”湖北官員說。但在某種程度上，“黃岡的情況比武漢還要嚴峻”，湖南第二批援鄂醫療隊負責人這樣告訴媒體記者。

黃岡緊靠武漢，全市750萬人口中有超過60萬人在武漢工作。1月23日武漢封城前，這些人大多返回了黃岡。其中的感染者成為了流動的傳染源。

“他們在近乎‘裸奔’的狀態下戰斗。”大年初二，到達黃岡的第二天，株洲市中心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副主任醫師熊佳麗隨隊來到由一所老年公寓改造而成的龍王山收治中心，發現那里人滿為患，防護物資緊缺。

沒有區分污染區、緩沖區和清潔區，也沒有區分醫護通道和患者通道，病人、家屬、醫護人員擠在一個空間內……“這些同行已經到了極限，我們都想盡快把他們換下來。”

沒有人來得及細致描述疫情暴發后湖北省內多家醫院最初的混亂與兇險。直到2月4日，四川第一批援鄂醫療隊副隊長黃曉波才向媒體口述了他最早見到的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的情形。

“疑似患者和普通發熱患者混雜在一起；堅持上班的醫院員工都缺防護服，誰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是下一個感染的人。”黃曉波說，有醫護人員在電梯里見到他們就哭了，醫院呼吸科主任給他打電話時也哭了，“說快要撐不下去了。”

朱華波看過那篇報道。在2月2日接受央視《新聞1+1》連線采訪時，他也用“形勢嚴峻”描述了當時的黃岡。

湖南醫療隊先后接管了龍王山收治中心和惠民醫院。朱華波一面讓隨隊的3名醫院感染管理科醫生對兩所醫院進行規范的“三區兩通道”改造，一面指揮隊員在防護服和醫用N95口罩都很緊缺的情況下展開治療，“醫者仁心，那么多病人等著，我們只能往前沖。”

為了節省物資，隊員們把當班時間從4小時延長至8小時，中間盡量不吃不喝，并且穿上紙尿褲避免上洗手間。走出隔離病房，脫下一層一層的防護服，摘下口罩，所有人的衣服都已汗透，臉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痕。

這還不夠，作為醫院管理的專家，高紀平和朱華波給隊員們制定了非常嚴苛的自我保護流程。

下班后先用酒精把自己從頭到腳噴淋一遍；回到酒店房間，將門把手、手機消毒，脫下外套掛在進門的第一個柜子里；走進衛生間，洗澡30分鐘；換下的衣服用消毒液浸泡，用鹽水仔細清理鼻孔、眼睛和耳道…… “這時才能走進臥室。”熊佳麗仔細地跟我描述。她說，8個多小時高強度工作后，早就餓得不行了，“但走完這套流程，至少要1個小時，然后才能去吃飯。”

1月28日，到達黃岡的第4天，高紀平的隊伍撤出先期接管的醫院，準備入駐有“黃岡版小湯山醫院”之稱的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前幾天的手忙腳亂讓大家有些疲乏，在大巴車上，朱華波對坐在身邊的隊員說，“挺進大別山，給大家鼓鼓勁。”

“挺進大別山，加油！”別有深意的口號聲在車廂中響起，大巴車也加速向醫院駛去。

睜眼就是一堆病人

“我去吧。”

1月22日上午10點多，株洲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醫生辦公室里，聽到熊佳麗說出這3個字的，除了科室主任，還有她剛好推門進來的丈夫。

三個人都沉默了幾秒后，熊佳麗的丈夫很紳士地笑了笑。

那天是臘月二十八，之后幾天，熊佳麗的家里，誰也不提她隨時可能去湖北的事，但丈夫和婆婆都默默幫她收拾著行裝。

大年初一，按當地習俗，一家人一早出發去給熊佳麗半年前去世的公公上墳。車開出才10分鐘，手機響了。聽熊佳麗接完電話，丈夫問都沒問一句，調轉車頭就朝醫院開去。

一路上，沒人再說一句話。

“真的要出發時，還是有些慌。”在黃岡已經10多天后，熊佳麗在視頻里告訴我，“不怕是不可能的。結婚10多年，我從沒和老公分開過這么久，我也擔心他復工后有風險，每天都要叮囑幾句。”

那天下午，株洲下起了大雨。30名來自株洲市中心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登上了開往長沙的車輛。熊佳麗同科室的護士付艷萍，路上看著信息接著電話，一直在流眼淚。

“為了這件事，感染內科副主任譚英征的妻子和他大吵了一架，哭了兩天。譚主任一直在做妻子的思想工作，家里人年也沒過好。” 付艷萍跟我說，出發前，譚英征還麻煩姐姐開車將母親接回了老家。

從湖南，從山東，從上海，從北京……自除夕夜起，這樣飽含割舍的逆向而行每天都在發生。

到了黃岡的第3天，25歲的護士歐飛宇就有點想念家鄉的辣椒炒肉了，盡管每一天，酒店都盡力給他們做好吃的飯菜。

這個工作不到5年的95后小伙子只要一歇下來，總會覺得有些害怕，“老是失眠。”

年過五旬的高紀平深知“毅然”背后藏著的驚慌與眼淚。“看著我的隊員們登上去醫院的班車，我不停地揮著手，就像一個老父親送兒女們上戰場。”高紀平在一篇日記中寫到：“……背過身來，我流淚了。”

“正因為此，保證醫護人員零感染，是我和高主任的首要任務。”朱華波與高紀平相識多年，這次搭檔，“他管方向，我抓落實”。剛抵達那幾天，朱華波不斷與醫院、黃岡市政府溝通協調，要求實踐“專業意見”。

采訪過匯聚武漢的“四大天團”的重癥科主任，有記者總結出他們的相似處：坦率熱忱，關注細節，相信現實，對各種假說、幻想不以為然。

朱華波同樣直言不諱，“每天睜開眼，就是一堆病人。醫護人員只有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才能更有效地實施治療，他們不再恐懼，患者就能多一些信心。”

危急關頭，事實和由此產生的策略才能救命，不管是救誰的命。這是每一個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者的職業素養。

經過醫院感染管理科醫生提前規劃改造，熊佳麗轉戰到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時，終于不用一整天都戴著N95口罩穿著防護服上班。移交給當地醫護力量的龍王山收治點和惠民醫院也規范了治療流程。2月1日，黃岡在全國率先實施“最嚴封戶令”，規定每戶每兩天可派一人上街采購。

秩序開始慢慢恢復。

“男丁格爾”

“醫生，我水壺沒水了；醫生，我手機沒電了；醫生，我想吃稀飯；醫生，我能出去嗎？……醫生，你累嗎？”

2月6日，從病房里“熬”出來，“醫生”歐飛宇發了這樣一條朋友圈。在隔離病房，沒有家屬，沒有衛生員，護理人員就要承擔諸多醫療之外的工作。在不大的空間里，他們每天步行都會超過兩萬步。

此前兩天，為了方便我采訪，包括歐飛宇在內的5名男護士被臨時黨支部宣傳委員付艷萍拉進了一個微信群，群名叫“援鄂男丁格爾”。

在群里亮相時，5個“男丁格爾”戴著防護口罩，煞有介事地各自錄了一段自我介紹的視頻。歐飛宇口罩上方一雙眼睛顯得率真和調皮。付艷萍說，他是隊里的主勞力，“搶物資、搬東西都靠他。”

“是不是煩了？”

“不是，只是事情太多了。馬桶堵了，病人也會叫我們修。”

……

視頻聊天時，歐飛宇摘掉了口罩，舒服地躺在床上擺弄著手機，看起來與大多數95后年輕人沒有什么區別。

為了穿防護服，到黃岡的第二天，歐飛宇把剛做的帥氣發型剪成了寸頭。在視頻時，他特意跟我比了比誰的頭發更短，最后不服氣地說，“剛剪完時，我真的比你短。”小伙子顯然有些舍不得此前的發型，還發來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同樣發來照片的還有男護士李銳，為了向我證明他是個“有趣的男人”。

剛到黃岡，李銳在南湖醫院支援。當時，一位82歲的李奶奶因感染被隔離住院，老人情緒很激動，整天鬧著要出院。

“我覺得她是在陌生環境中感到孤獨。”那幾天，只要有空，李銳就常到李奶奶床邊坐坐。從她的言語中李銳了解到，原來李奶奶入院時忘了帶手機，又記不住兒子的電話號碼，因為想家才天天鬧脾氣。

慢慢地，只要李銳當班，李奶奶就顯得很高興，一直跟他嘮叨家中的細碎事情，也不再吵著要出院。

離開南湖醫院前，李銳專門囑咐接管的護士，一定要多和李奶奶聊天，“很快她就能見到自己的兒子了。”

到了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李銳主動加了自己負責的每個患者的微信，“這樣他們有問題有疑惑隨時都可以找到我。”

和我連線那天，李銳收到了5床病人發來的微信，告訴他自己兩次核酸檢測均為陰性，CT結果如果沒問題的話，很快就能出院了。

“她是個助產士，剛確診時總覺得自己過不了這一關了。”為了鼓勵這位病人，李銳使出了渾身解數，把自己暖男和有趣的屬性發揮到了極致。翻看著自己和5床病人的聊天記錄，他那雙隔著屏幕看起來大得有些夸張的眼睛泛起了淚光，“在疾病面前，我也常常感到有心無力；但在病人面前，我必須要做力量的源泉。”

在李銳和歐飛宇負責的病區樓下，是張田慧所在的湖南第二批援鄂醫療隊接管的第六病區。

剛開始，一見到張田慧查房，不少患者就用被子蒙住腦袋。“他們看見穿得像‘生化戰士’般的醫生，會加重對病情的恐懼，覺得自己無藥可救。”

為了安撫患者，除了更細致地治療，張田慧也像護理人員一樣，每天穿著厚重的防護服進病房和病人拉拉家常。“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病人的病情隨著心態一起好轉了。”

2月7日，付艷萍給我發來一段視頻。視頻中，負責護理重癥病人的主管護士郭希正拎著一袋醫護人員的水果在隔離病房里分發。

郭希身材高大，穿著防護服像是一個 “太空人”。他動作有些笨拙地把橘子、蘋果放在病人的床頭柜上，每個人都會對他說“謝謝”。

“黃岡人民感謝你們”，從抵達那天起，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援鄂醫療隊員的每一天。

元宵節的晚上，張田慧收到了第一位治愈出院病人發來的微信，感謝她近半個月來的陪伴。

“美林，你很好我就放心了！元宵節快樂！”張田慧很快回復道。

“我們不是英雄”

在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除了來自湖南的醫護人員，還有兩支來自山東的援鄂醫療隊。

1993年，山東菏澤市的單縣中心醫院，住進了一個叫張慧的9歲女孩，她得了肝膿腫。每天，一位叫王福新的醫生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來看望這個小姑娘。

張慧家里很窮，每次做穿刺，王福新都親自帶著她去跟醫生打招呼，“別收她的錢了。”然后又轉過頭來對她說：“就打麻藥痛一下，別怕。”

張慧的穿刺“開開心心就做完了”。

多年后，張慧考上了廣西醫科大學，畢業后到懷化市第二人民醫院當了呼吸內科醫生。她把母親的姓放進了名字中，改名張田慧。

現在，張田慧每年都還會打電話問候王福新醫生。在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得知還來了山東的同行后，她常常想起小時候的那段經歷。“我選擇這個職業，就是為了像王醫生一樣幫助病人。”平時，張田慧也會把自己的聯系方式留給主管的每一個病人。

在與我視頻聊天時，張田慧接到了從懷化打來的電話，她的一位老病號最近身體不舒服，想要住院治療，張田慧馬上替她做了安排，“我們不是英雄，任何一個普通的醫生在任何時刻，都會選擇和患者一起戰勝疾病。”

元宵節這天，黃岡市人民政府給醫療隊送去了禮物。和許多年輕的醫護人員一樣，張田慧從沒想過自己會因為疫情來到黃岡，“這個地名我們很熟，因為大家都是做著《黃岡兵法》這樣的教輔書長大的。”

李銳說，在汶川地震和那曲泥石流時，他和同事兩次收拾好行李準備上前線，卻都沒有成行。“事不過三，看來還是和黃岡最有緣分。”現在，每次穿好防護服，他都會讓同事在背上寫上“湖南李銳 開心加油”的字樣，他說，下次一定要帶著家人來看看黃岡的山水。

抗擊疫情的第一個14天已經過去，沒有人知道什么時候能回家。朱華波帶來的香煙快抽完了，又托人從長沙捎了一些過來。他有些惋惜自己的衣服被消毒液泡得褪了色，“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從每天晚上上報的數據中我知道，疫情正在被控制。”

王福新醫生退休了，他已記不清當年那個小女孩是因為什么原因住院。當聽我說張田慧在黃岡時，他特地寫了一段話請我轉告：請她注意防護，為抗擊疫情多盡份力。她能參加這場戰役，是故鄉人民的驕傲。勝利屬于我們！

2月10日，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公布的全國對口支援湖北名單，湖南省和山東省將支援黃岡市。

“連線”黃岡，患難與共。大災大難中，更有交織的緣分。

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時，已是四川省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的黃曉波把當年支援過四川的醫生護士邀請到成都，辦了一場紀念活動。

如今，黃曉波已經跟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的院長說好了，“今年9月，我會帶著隊員回來看紅會醫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場酒……我們和紅會醫院的戰斗友誼也會持續10年甚至更久。”（記者 方大豐）（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