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病人需要急救的情況95%發生在醫院以外。所以，讓急救設備、設施成為公共場所的標配，可以加快應急反應速度，爭取急救黃金時間，降低院前死亡率。

2019年12月底，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第四次審議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明確，公共場所應當按照規定配備必要的急救設備、設施。

放置在公共場所的急救設備，在關鍵時刻，就是照亮生存之路的一盞明燈。但是要想讓這盞明燈真正的亮起來，還需要掌握相應的急救技能。而我國的應急救護技能普及率并不高。

九成以上急救需求發生在醫院外

“由于我國此前并沒有公共場所必須配備急救設備的強制規定，很多城市很多公共場所的急救設施是嚴重缺位的，導致悲劇發生。”中國醫科大學航空總醫院心內科主任董鵬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例如，2019年底，臺灣藝人高以翔在錄制節目時，因為現場缺乏急救設備和急救人員，導致其心臟病發后，因錯過“黃金4分鐘”的救援時間，而釀成悲劇。

據統計，病人需要急救的情況95%發生在醫院以外。“所以，讓急救設備、設施成為公共場所的標配，可以加快應急反應速度，爭取急救黃金時間，降低院前死亡率。”董鵬說。

“以馬拉松為例，以前跑馬拉松猝死的人較多。2015年以前，很少有人能搶救過來。2015年以后大部分人被搶救過來，就是因為賽場配備了相關急救設備、設施。”北京急救中心資深急救專家賈大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公共場所應配備AED和急救包

“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和機場、車站、港口客運站、大型商場、電影院等人員密集場所都應配備急救藥品、器材和設施。”董鵬在采訪中表示。

具體在哪些場所配備，不同城市出臺的相關急救條例有所規定。如《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條例》指出，除了常見的人員密集場所，養老機構、市3A級以上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等養老服務場所，以及從事建筑施工、采礦、交通運輸等高危險性作業的單位等應當配備急救器械、設備和藥品。賈大成還建議，私家車也要配備急救物品。

具體在公共場所需要配備的急救設備、設施有哪些呢？

專家均表示，用于搶救心臟驟停患者的急救設備——自動體外除顫器(AED)是要在公共場所重點投放的急救設備。“室顫是導致猝死的致命性心律失常，而搶救室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臟電擊除顫。”賈大成介紹，如能在1分鐘內完成除顫，急救成功率可達90%；每延誤1分鐘，成功率則下降10%。“此外，還應配備急救包，包內通常有三角巾、繃帶、止血帶、夾板、創可貼等。”

我國急救設備普及效果并不理想

觸手可及的急救設備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很多國家都重視在公共場所配備急救設施。

以AED為例，公共場所每10萬人口安裝AED的數量可以反映出該國的急救水平。賈大成坦言，無論是AED還是急救包，在國內公共場所的普及效果并不理想。“有些應當配備的公共場所完全沒有投放急救包或AED；有些場所有急救包，但包內的物品并不實用；還有些場所雖然投放了急救物品，但因疏于管理和維護，導致設備不能使用。”

“如果公共場所沒有配備滅火器，出現火災還有機會用其他手段滅火。而像AED這樣的急救設備卻無法替代。急救設備、設施關乎生命，必須要加大普及。”董鵬直言。

賈大成也表示，公共場所應配備急救設備、設施寫入法律，能引起社會對急救的重視。“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倒逼有關部門確保資金到位、明確管理職責、加強人員培訓。”

配置急救設施更要強化急救意識

急救設備舉足輕重，但普及過程卻阻礙重重。

上海光電醫用電子儀器有限公司公共急救事業部部長竺璐告訴記者，急救設備普及的難點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不敢救，人們害怕救人過程中操作失誤導致救人被訛；二是不會救，公眾缺乏相關急救技能，導致設備形同虛設；三是不愿救，有些公共場所害怕擔責，寧可不放這些急救設備。”

實際上，針對大眾不敢救的心理，《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做出“免責”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善意施救者不承擔民事責任。該條款被稱之為“好人條款”，賈大成表示：“這一條款為及時施救者吃了顆定心丸。”

有調查顯示，國人普遍缺乏急救知識，98%的受調查者所能做的只是撥打急救電話，然后在一旁干著急，白白錯過黃金搶救期。在發達國家，掌握急救技術成為很多人的一項基本技能。德國應急救護技能普及率高達80%、法國為40%，而我國成人心肺復蘇普及率不到1%。即使是一些接受過急救培訓的公眾，由于沒有定期進行復訓，又缺乏實際操作，同樣面臨不會救的尷尬。

2015年，一名醫生在北京首都機場心臟驟停，機場配備的AED近在咫尺，但因為附近無人會使用，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名醫生離世。

賈大成表示：“AED這種設備就是為普通公眾定制的，操作簡單、安全，按照語音提示操作就行。當然，公共場所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作人員掌握相關急救設備的使用方法，比如三角巾、繃帶、止血帶、夾板等怎么使用，網上有很多相關視頻可以學習。掌握急救技能，就能增加救人的信心。”

但也有人認為，身邊的人不會遇到需要急救的情況，不學急救技能也沒關系。

對此，賈大成透露了一組數據：院前急救案例中，超過75%發生在家庭。“可能還有人說，等待救護車趕到現場就行。但實際上，救護車幾乎不可能在4分鐘內趕到。而心臟驟停的患者，一旦錯過黃金4分鐘，后果可想而知。”賈大成說，“學會急救技能是對家人負責的態度。我認為，每個家庭至少應有一到兩人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技能。”

在竺璐看來，想要在公共場所普及急救設備，首先需要強化公眾急救意識，并通過培訓提升公眾急救技能。“如果大家不愿意用或不會用，放再多急救設備也沒有用。”竺璐直言。

2019年7月，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公布《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以下簡稱《行動》)，已將“積極參加逃生與急救培訓，學會基本逃生技能與急救技能”寫入行動目標，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訓證書的人員分別達到1%和3%”，按照師生1︰50的比例對中小學教職人員進行急救員公益培訓。《行動》指出，把學生健康知識、急救知識，特別是心肺復蘇納入考試內容，把健康知識、急救知識的掌握程度和體質健康測試情況作為學校學生評優評先、畢業考核和升學的重要指標。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會急救行業從業者建議，急救體系可參考消防體系，通過制度化方式進行完善，比如要求新建建筑或公共場所將“安裝急救設備”作為驗收考核中的必要一項。同時，院前的社會急救、專業急救和院中治療流程應打通，“社會急救”環節應發揮更大的作用，這需要急救知識在學校、社區、單位等場所可以更廣泛地普及。據介紹，業內曾多次呼吁國內立法普及急救教育，讓急救教育成為全民“必修課”。

專家表示，為了在社會形成良好的急救氛圍，政府、醫務工作者、企業等要給予引導和支持。賈大成表示，各地紅十字會要加大急救技能的培訓力度。

此外，“還有必要對這些急救設施加強管理和定期維護，以確保急救設施想用就能用。”董鵬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