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又是一年歲末。每到此時，我們既有迎接新年的歡喜，又有告別舊歲的憂傷。其實，時光的年輪中，人生最大的告別是生命。如果說“死生亦大矣”是古人對生命的樸素敬畏，那么，現代人無疑對生與死有更復雜的感悟。

當 awsl(啊，我死了)成為“年度彈幕”，其背后透出的是年輕人對待生活、對待人生的態度。據報道，截至2018年年底，在中華遺囑庫立遺囑的90后有178人，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8歲。和90后朋克養生類似，“90后立遺囑”也毫無懸念地成為年度熱門話題。面對生死，其實是在探討生命的意義。面對未知的未來，學會和準備告別，是為了更好地活著。如同哲人所說，“痛苦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拋棄它們就是拋棄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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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網站嗶哩嗶哩彈幕網，就是大家口中的B站，前不久選出了“年度彈幕”：awsl。凌亂不？感覺越來越不懂年輕人的世界了。

awsl是“啊，我死了”這4個字的拼音首字母縮寫，屬于賽博世界里土生土長的當代青年特有的交流“暗號”。我提這些不是為了科普青年亞文化，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那個“死”字，它表達的完全是戲謔情緒。二十幾歲的人到底年輕，死亡終究是意識中遙遠的事情，自然可以拿輕松的態度去對待。

但這種輕松只是這代年輕人生命觀的其中一面，另一個事實是：90后已經開始寫遺囑了。今年9月，中華遺囑庫向媒體透露了一個數字，在他們登記保管的15萬份遺囑中，有178份來自90后。雖然這些遺囑都還沒有生效，但信號意味十足：年輕人已經開始嚴肅地思考“死亡”這件事了。

立遺囑畢竟不是常規舉動，通常都起源于特殊的觸動。比如目睹身邊人年紀輕輕就意外死去，尤其是身故之后、身后事的紛紛擾擾。

年輕人群體中還有個現象，較之“立遺囑”更尋常，和“立遺囑”放在一起觀察倒很有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主動給自己購買商業保險。2018年，一個第三方平臺保險大數據調查結果顯示，90后平均持有4張保單。

在過去的觀念里，遺囑和保險似乎都不是年輕人會去考慮的事情。總給人留下任性灑脫、過了今天不想明天的年輕人，其實可能比前輩們更懂未雨綢繆。

這里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時代”。比如，年輕人的投保熱情很大程度上是被近年來熱起來的互聯網保險產品帶動的，雖然目前互聯網險種還不能完全替代傳統保險產品，但很多年輕人的保險意識借此被喚醒了。

可這也不意味著年輕人活得穩重、克制、健康。雖然有買重疾險的覺悟，卻沒有看體檢報告的勇氣，甚至去體檢也需要心理建設；雖然年紀輕輕就往保溫杯里加進了枸杞，但熬起夜“爆起肝”來也慷慨豪邁。

這代年輕人，可夠“分裂”的。

盡管大家開始正視疾病、災難甚至死亡的風險，但心里還是不免既僥幸又糾結——我要早做安排，免得突如其來的不幸讓自己陷于被動。可我說的那是以后啊，現在我應該是安全的，所以夜也不是不能熬。現在我還必須是健康的，萬一體檢報告不同意，那我選擇不看。

年輕人的種種迷惑行為，仿佛一個矛盾綜合體。這代年輕人目光夠長遠，但未必足夠成熟。對“死亡”“重病”這樣嚴肅的命題，還是下意識地逃避。我們上學時很少接受過專門的生命教育，似乎不會正面、系統地把“死亡”當作哲學命題來思考。寫遺囑、買保險、喝枸杞、熬夜爆肝，所有這一切“迷惑行為”，歸根結底指向的都是“活著”的形態。

當然，所有關于死亡的思考，最終都要落到“該怎么活著”。這讓人想起保羅·柯艾略的名作《維羅妮卡決定去死》。為什么維羅妮卡決定去死？她想不明白活著的意義。生活看似歲月靜好，卻沒有一絲波瀾，令人窒息；周圍的一切都看起來那么荒謬，而自己無力改變。作家安排少女在被告知去日無多后的短暫日子里，徹悟到生命的意義、點燃生活的熱望。這樣極端的情境設定，透出哲學家般的狡黠和悲憫。

南美作家筆下這個東歐少女的心境，我們身邊的年輕人其實很有共鳴。雖說年輕人不至于像小說人物那樣時時陷入悲觀、常常感到虛妄，但當談論生死的時候，同樣會更多地思索“我”，探究“我與世界的關系”，思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他們和上一輩明顯不同的地方。

年輕人的遺囑，更多不是交代后事、安排財產，畢竟也沒幾個年輕人真的積累了足以引起身后紛爭的財產，人際關系也不至于太復雜。有的人純粹把寫遺囑當作探索生命的過程，以遺囑記錄自己的人生階段，“哪怕去世，也不希望別人隨意來評論”。

麻煩的是，“我該怎么活著”“我與世界的關系”，沒有什么標準答案可供參考。所以，年輕人陷入對生命的迷茫，被心理問題困擾，甚至患上抑郁癥，似乎不是罕見現象。負面情緒乃至心理疾病當然是很糟糕的體驗，但換個角度想，年輕人不再忌憚談論自己內心的困惑，何嘗不是一種觀念進步呢？本質上，這也是在探索生命的意義。

“分裂”的年輕人，自有一套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一套尚未成熟的方式。人生唯一確定的事情，只有出生和死亡，終其一生，人都在探索生死之間的可能性。“分裂”大概源自“想太多”，可是，相比閉上眼睛按部就班過一生，“想太多”反而是更有意義的活法。

吳蘅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