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生活了整整40年，經歷了澳門回歸祖國前的20年和之后20年，見證了澳門翻天覆地的變化。說起澳門今天的不同凡響，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福建同鄉會會長、澳門新雄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明星感慨萬千。

我出生在僑鄉福建。1979年，剛剛改革開放，大量的閩籍鄉親離開家鄉外出尋求發展，我就是那個時候到澳門的。當時我本想去新加坡、菲律賓或者香港，但手續一時半會兒沒有下來，赴澳門的指標卻陰差陽錯地來到我手上。那個年代，在內地人眼里澳門比較亂，有黑社會和賭場，我一萬個不愿意去。家中兄弟姐妹十幾人，沒有人肯去。眼看手續就要過期了，我想，反正我還沒有結婚，孤身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了無牽掛，好歹去澳門奮斗幾年，掙錢買一臺彩色電視機回來，也算不錯。

帶著對一臺彩色電視機的夢想走入澳門，但我萬萬沒想到，這個夢想當時還非常遙遠。

40年前的澳門，果真如我想象一樣。政府收入主要來源于賭場，經濟構成非常單一，幾乎沒有成規模的工廠、企業。特別是當時內地移民還非常少，通用語言是葡萄牙語或者廣東話，普通話都少有人懂，更別說閩南話了。舉目無親的我，在澳門找不到工作，舉步維艱。

好在當時有一些從東南亞回來的華僑懂普通話和閩南話，在一家華僑開的電器開關工廠，我終于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份工作很苦，是在高溫高壓環境中制作橡膠開關，不小心就會燙傷，沒有人愿意干。但我是閩南人，骨子里有“愛拼才會贏”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當計件工一天可以工作12個小時，比別人做得多，頗得老板賞識。后來，工廠遷走，我憑借最初的這點積累，開始做街頭小商販。

此后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被糟糕的治安侵擾。

那時候的澳門，葡萄牙人高人一等，葡籍勞工都像是貴族一樣耀武揚威。此外，黑社會和黑警察橫行，我擺攤兒售賣水果、服飾等，經常是今天黑社會來收保護費，明天黑警察來要酒錢，遇到兩派黑社會撞車，難免還要打架。那時我也年輕，血氣方剛，與黑社會發生過爭執，動手打架的鏡頭還上了電視。

上世紀80年代初，福建籍鄉親大量走入澳門。其中有許多做小生意的，都和我一樣受到欺壓。為了團結起來對付黑社會，加強自我保護，我們在街頭擺攤兒的幾個同鄉聯手合開了一家公司，開始有規模地做起貿易。得益于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貿易公司很快發展壯大。

與此同時，為了守望相助，也為了攜手共進，各類福建社團先后成立。更令人自豪的是，閩籍鄉親一向樂善好施，在發展自己的同時，積極幫助他人，福建社團逐漸成為澳門社會慈善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人也成為澳門居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完全統計，澳門大概有閩籍居民十五六萬，占澳門居民的1/5左右。

在澳門，無論是本地居民，還是像我們這樣從內地移民來的，大家對回歸祖國都是一樣的心態，那就是期盼。從來沒有聽說，有澳門人因為澳門主權回歸中國而移民海外的。澳門終于要回歸了，這意味著，我們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要真正當家做主了，我們會好好管理我們的澳門。

于是回歸前，澳門進入一種喜悅的狀態，我們每個人都在忙碌著，各自準備著不同的慶祝活動。那時候留下的印象，除了忙碌就是高興，我們都在期待澳門美好的未來。

果真，如我們所愿，回歸后的澳門進入快速發展軌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騰飛。這20年，百姓收入大幅增長，民生福利快速提升，社會治安更是一改當年的混亂，澳門成為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之一。

而我個人，更是借澳門的騰飛發展了事業，先后在旅游、交通、房地產等行業有所建樹，并且有了更大的精力和能力投入社團事務中，服務國家、服務澳門、服務社會。

如今，我從當年為一臺彩電的夢想來澳門闖蕩的小伙子，變成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家長；由一無所有的打工仔，成長為澳門福建同鄉會會長，并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是澳門成就了我的人生，我也為澳門今天的成就貢獻了自己的微薄力量。

現在想想，真的很慶幸40年前自己能夠陰差陽錯地來到澳門，并成為澳門的一分子，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那激動人心的時刻，見證了回歸以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常說，我的故鄉是福建，第二故鄉是澳門。兩個故鄉對我來說同等重要，期盼她們都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