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寧夏西海固地區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發生的怪事，令我們有“如鯁在喉”之感。

村里少數人家，虛報冒領了扶貧款項——國家投資扶持養牛的“好經”被念歪了。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我們的記者聽到這樣的說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按照預計，到2019年年底，全國95%左右現行標準的貧困人口將實現脫貧。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有無數人不舍晝夜的拼搏奮斗。

脫貧攻堅以來，根據通報，一些地方存在“數字脫貧”、扶貧資金違紀違規使用等問題。中央開展過專項巡視，國務院扶貧辦也曾專門委托媒體暗訪，以了解相關問題。

就在同一個村莊，我們的記者也見到了這樣的人家：原本家境貧困，在扶貧資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來越滿，家底越來越厚。

同一個起跑線，跑向不同的終點，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的內心：有人信奉“借牛”比養牛容易、掙錢比“套錢”麻煩，也有人相信這一點：幸福是奮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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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吳月梅養著6頭牛，村里那本扶貧項目花名冊是這么說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頭。周建國是4頭牛的主人，盡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凈得只能找到破舊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風干的陳年牛糞。

在寧夏固原市的同一個村莊，這兩個貧困戶都因為表格里的牛獲得了扶貧補貼款：截至目前，周建國憑借如今不存在的4頭牛拿到了1.2萬元，吳月梅已經領到1.2萬元，還在等待下一筆補貼。

此地位于“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認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今天，跟中國的其他貧困地區一起，這里正在竭力減貧。減貧的一個舉措是補貼養殖業。

然而，獲得補貼的道路顯然不止一條。用周建國的話來說，有的人家雖領了補貼，“連個牛毛、牛槽都沒有”。

村支書則說，這種現象確實存在過，隨著項目驗收不斷收緊，如今已不再出現。

但2019年9月，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在當地采訪時，仍發現了此類情況。

根據這個村莊的《2019年扶持壯大產業到戶項目村級驗收花名冊》，村民艾玉蓮申報養了30只羊，村級驗收認定她養了23只。9月的一天，驗收結束后，記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凈得連羊糞都找不到——當地要求牲口必須圈養。

艾玉蓮支支吾吾告訴記者，羊都是她從別家借來的，她與真正的養羊戶商量，將來拿到補貼，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冊上，她通過村級驗收的養殖項目還包括10只雞、5只兔。她承認，自己就養了“3只兔子3只雞”。

借牛

按照政策，貧困戶養牛可享受補貼。2014年，每頭牛補貼2000元，后來力度加大，提高到每頭3000元。養羊則每只補貼200元。

但政策限定，補貼只面向新增的牲口，這叫補欄。補貼政策還要求，補欄牛必須是“縣外購進”，從縣外的地區購入喂養，自家牛下的牛犢就不算“補欄牛”。貧困戶經過驗收的存欄數，其中基礎母牛養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時出欄即時補欄。此舉是為了鼓勵貧困戶“滾動”發展養殖業。

據這個鎮的扶貧辦介紹，產業扶貧在該鎮效果顯著，全鎮2017年至今，共補欄8000多頭牛。其中一位貧困戶，家里從一兩頭牛因此發展到60多頭。

但也有像吳月梅家這樣的情形：她迄今憑借4頭牛拿到補貼，其中1頭系七八年前買來，其余3頭均為該牛繁殖而來，不屬于“縣外購進”，嚴格來說，不符合政策。

周建國采取的是一種更加隱蔽的做法。他先賣掉自家的羊，用賣羊的錢在驗收前買入牛，驗收過后再把牛賣掉。他說：“哪怕咱沒養，買著來再倒著出去，套了國家錢，總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連個牛毛也沒有、牛槽也沒有。”

有一種在當地見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據不少村民介紹，有的貧困戶會在驗收前從別人家借來牛，算作自家補欄的牛，以此騙取補貼。

從古至今，牛在這片貧瘠的土地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種，土炕靠燒牛糞煨熱，孩子靠賣牛上學，病人靠賣牛吃藥。現在，它們被出租、出借，功能發生了變化。

9月的一天，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縣級抽驗過程中，一個貧困戶將村支書、駐村第一書記、扶貧隊員和被派來負責抽驗的工作人員，領到鄰居家的牛棚旁。縣級抽驗順利通過。此前，該戶已經通過了村級與鎮級驗收。

“直接把檢查的人領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過牛的村民對記者比著手勢演示，“就說這是你的牛。”

他因為借牛給親戚得到400元報酬。他說，因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親戚直接把驗收組領到他家牛圈。驗收通過了。驗收表上簽了名，按了紅手印。

根據花名冊，2017年是寧夏的這個村莊補欄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個貧困戶的300多頭牛享受扶貧補貼。

2017年，也是記者走訪的村民們口中騙補“最瘋狂”的一年。

當地干部介紹，這也是擴大補貼規模的一年。

記者走訪中遇到這樣一戶村民：她家在政府補貼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從未養過牛，也未借過牛。但2017年，她家同樣享受了3000元的養牛補貼。戶主稱：3000元是“向村上要來的”。

據村民們反映，最瘋狂的時候，鎮上驗收組下鄉驗收，村民們拉著那些借來的牛，在村上到處跑。

由于封山禁牧，當地牛羊養殖必須圈養，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驗收組問那些拉著牛到處跑的人：“你們這是干啥呢？”

村民會假稱：“尋犢呢。”

鎮驗收組一位成員對記者說，他見過村里拉著牛到處跑的熱鬧場景。

多位村民估計，2017年享受補貼的貧困戶中，有相當的比例涉及借牛騙補。不同人估計的比例相差甚遠。不過，這些說法無從核實。有村鎮干部、扶貧隊員認為，借牛只是“極個別行為”，“每個村有三五個就了不得了”。

當地一個從業20多年的牛販子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說，2017年是他出租牛數量最多的一年，30頭牛租給過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一戶拉兩三頭，一般都是(租)3天時間。”

村里一位養牛大戶，過去兩年多借出過8頭牛。他向記者解釋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處。(親戚)能幫上就幫上，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

另一位養殖戶說：“他還給我錢呢，我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處，最終以煙酒、租金的方式表現出來。

租金每頭牛1000元，這是當地貧困戶、養牛戶、牛販子之間約定俗成的價碼。

2017年，村里一個貧困戶，從親戚家借來一頭黃牛拴在自家牛棚。雙方約定，費用1000元。

“就是窮著什么沒有，(家里)就一頭牛。再拉一頭牛，兩頭牛可以套6000元。”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邊給牛鍘草，一邊向記者解釋當初借牛的想法。這6000元相當于她家種10畝大麥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這家人痛苦的事情發生了：借來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著這家人尚未套得補貼，反而要先賠償損失。王春桂事后覺得“真是倒了霉了”，當時氣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冊顯示，雖然牛死了，驗收還是通過了。2017年，這家人獲得了養牛補貼，雖然數額還不夠賠償損失的。

因為此類意外的發生，養牛戶在出借時懷有顧慮。一位把牛借給過親戚的養牛戶說，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錢、有關系、有牛棚，還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著來，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為了借到牛，有的貧困戶借牛時，會承諾把套取的扶貧資金與養牛戶均分——比約定俗成的1000元誘惑更大。

牛票

通過自家養的牛頂替“縣外牛”，也是常有的計謀。一位貧困戶笑著說，自己每年都能夠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補貼。前提是，要去購買“牛票”與“耳標”，以便通過驗收。

牛票指的是動物檢疫部門發放的合格證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與檢疫信息。耳標則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黃牌子，上面有二維碼和牛的編號，原則上一頭牛對應一個耳標。

當地政府有一套養牛項目的驗收標準：存欄牛、牛票、耳標缺一不可，且編號一致。

記者走訪中發現，牛票與耳標，都可從牛販子、票販子手中購得。

理論上，牛票與耳標均由附近縣市的動物衛生監督所或鄉鎮畜牧站出具，并蓋有縣動物衛生監督所檢疫專用章，有獸醫簽字。但騙補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當地一位牛販子告訴記者，他們從更大的票販子手中以一頭100元或150元的價格購入牛票、耳標，轉手以一頭兩三百元或兩頭500元的價格賣出。如果是從他這里租一頭牛，帶一張牛票、一個耳標，總價是1000元。

當著記者的面，這位牛販子聯系了他的一個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內搞到50頭牛的牛票。代價“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兩條香煙。

源頭是負責檢疫的工作人員。“給人買兩條‘芙蓉王(香煙)’，不掏錢給你不弄。”牛販子說，每年驗收前，是這種“生意”最好的時候。

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開檢疫合格證不收取任何費用。但由于動物在市場上是流動的，“報的時候是這些，裝車的時候是那些，你怎么確定？”因此，受檢疫的牛可能并非養殖戶的牛，往往存在許多牛販子鉆空子，借機倒賣牛票與耳標，而政府部門對他們“防不勝防”。

“光根據檢疫合格證，確實也有弊端。”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合格證是真是假，有時候很難界定。”

至于耳標，購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來的牛本身就帶有耳標，原耳標則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貧困戶告訴記者，足不出村就可以買到牛票。記者在附近幾個村子走訪時，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騙補現象。

前述牛販子向記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該鎮的4個村子。

2019年夏季，當地政府辦公室發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況的督察通報稱：“個別農戶在實施產業到戶項目過程中，存在以自養牛抵沖項目牛，從購進牛變為購買票證和耳標現象；個別村干部老好人思想嚴重，對產業到戶項目把關不嚴，對鄉鎮存在欺瞞行為。”

鎮驗收組工作人員介紹，為了防范騙補，鎮政府曾要求貧困戶提供買牛的現場交易照片，但后來驗收組發現，交易現場照片也可以偽造。

鎮里有時會接到關于此類問題的舉報，比如虛報農作物種植面積、虛報養殖規模等。工作人員介紹，對于這些舉報，鎮政府會進行調查，如果屬實就會處理。

“針對這個情況，咱們當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動(養牛)，還要限制(補貼)。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國家項目嘛。”這位工作人員說，2018年開始，項目補貼有所縮減，2018年限額6000元，2019年限額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鎮驗收組組長表示，要求縣外購牛，是養殖補貼政策不合理之處。那些真正從本地買了牛來養的貧困戶，也發展了養殖業，但不得不去購買牛票，否則享受不到補貼。

另外據村民介紹，也有的貧困戶在借牛騙補后，擔心東窗事發，真正養起牛來，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販子稱，驗收日益嚴格，租牛賣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賣出去五六十張牛票。他自稱賣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當年共賣出100多張牛票，顧客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

驗收

白紙上，紅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證書，還有歪歪扭扭的親筆簽名——補貼發放之前，很多東西都在證明資金發放的嚴肅性。

每個補貼項目要經過村、鎮、縣三級驗收，同時還要接受不定期“回頭看”的核查。驗收組需要挨家挨戶實地檢查存欄數、牛票、耳標等。戶主除了按手印，還要簽下補欄飼養保證書。

鎮里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保證存欄量是為了促使貧困戶可持續發展，“如果不管存欄，你把補欄(補貼)一享受，把牛一賣，產業扶貧就看不出來效果了。”

2019年9月，記者見到了鎮里組織的一次項目驗收。驗收組發現一戶的存欄數比花名冊上缺少兩頭牛。而戶主的解釋是：“一頭賣了給娃娃看病了，一頭死了。”驗收組告誡他：“存欄是必須要有的，存欄沒有的話，你有套國家項目的嫌疑。嚴格來講，還要追究你責任呢。”

記者走訪中發現，有拿到過補貼的貧困戶，家中連牛棚都沒有。也有貧困戶在驗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欄牛的數量，明顯不足。

對于存欄量與補貼數明顯不符的幾個貧困戶，關于牛的去向，他們給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趕著牛價高，賣了”，或者“給孩子看病，賣了”，牛消失的原因還包括“牛病了賣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沒人養賣掉了”。

多數人不愿多談。套取了補貼的周建國向記者表示：“這些事少說，還要靠政府救濟呢，把這些人一惹，把這個小鞋給咱一穿，咱就沒辦法了。”

鎮里一位驗收組組長說，如果驗收卡得過嚴，會挨老百姓的罵；如果真出了問題，又要挨領導的罵。他們的一個顧慮是，對扶貧干部的追責，比追查隱蔽的騙補行為容易得多。

“那個東西很隱性，你發現的時候它已經產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鎮干部談及借牛時說，“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視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們家的牛。”

村支書則表示，他也沒什么辦法。“說誰誰借的牛，你啥證據？你驗收時候，耳標在呢，檢疫證開下了。你問牛咋不在了，他說牛有病呢，或者用錢呢，賣了。”

在一位村民看來：“他(村干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反正農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進羊圈”的驗收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誰家借了牛，但時常礙于人情面子，或者擔心得罪人而裝不知道。而驗收組完成驗收后就離開了，又沒辦法一直在村里盯著，“鬧得跟打游擊戰一樣”。

據介紹，鎮驗收組會碰到一種情況：圈里有牛，檢疫證和耳標都在，但牛圈旁邊沒牛糞，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來的牛，但是你為啥不驗？你又沒有監控。”一位干部說，這種情況，只好先進行驗收，“回頭看”時“拿下”。

“回頭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舉報，或者下鄉驗收時，發現有明顯臨時借牛的痕跡的家庭。關鍵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數，“如果你不養著，說明你可能鉆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頭看”，確實給一些試圖騙補的人帶來了麻煩。有時臨時得知要驗收，村民不得不冒著大雨出門借牛。

在那位驗收組組長看來，“回頭看”確實是遏制騙補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只是由于扶貧任務重、工作緊，驗收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對來說力度比較弱”。

“有時候還沒核查或核查不徹底，錢就兌付了。”這位組長說，“錢撥到扶貧辦的賬上，你要按期給老百姓兌現呢。”不按期兌現，上級會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資金兌付，政府很難追回。

2019年，吳月梅計劃再拿到兩頭牛的補貼。她已經準備了5個月，4月份就從牛販子手里買了牛票。

她的辦法是，從兒子家拉來4頭牛充數。

她經歷了兩次驗收，都沒通過。驗收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多次前往吳月梅家，見她家往常只能圈4頭牛的牛棚，卻塞了7頭，不合常理。他懷疑吳月梅有借牛行為，因此未予通過。

第三次驗收時記者在場，見到7頭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員數了存欄牛數，檢查了牛票與耳標，讓這家人當著驗收組和村干部的面簽下保證書。驗收通過。

保證書上，吳月梅一家承諾，他們會至少養殖3年以上，如果倒買倒賣檢疫證明和耳標，冒充頂替，套取扶貧資金，“一經發現收回扶貧資金，同時承擔法律責任”。

兩天后，記者再去采訪，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頭牛。吳月梅最初的解釋是，“拉著打犢(配種)去了，將(剛)拉去。”但牛圈門口和院門外被雨淋濕的土地上，連一個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認，是借來兒子家的牛湊數。驗收通過的兩頭牛，“都是我們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從當地農業農村局發布的督察通報來看，已經發現了“產業扶貧到戶項目涉嫌倒賣假檢疫證問題”，并移交公安局處理。

另一份督察通報顯示，多個鄉鎮不同程度存在“驗收標準執行不嚴，補欄的牛羊無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導致項目流失嚴重”等問題。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報指出，存在“個別村民補欄牛的過程中有無證、套證、購證等現象”。

督察中還發現，2017年，某個村子存在“按照雞的標準”對幾百只鴿子養殖戶進行補貼的情況，而鴿子不在補貼范圍之內。

“把國家虧了”

在解釋原因時，騙補者總會提到一個字——“窮”。

王春桂說：“都借著套著呢。我想著套兩個錢，窮漢人家嘛，掙兩個是兩個嘛。”

“窮著老兩口，沒錢嘛。老兩口種下10畝地。老頭子心臟病，年年住院，都在藥罐罐里頭呢。也沒有個啥收入。”吳月梅說著就從房間的各個角落，拎出5袋裝滿藥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國不好意思地說：“國家政策太好了，想著是國家的便宜嘛，錯誤的認識嘛。”

他還說，這種做法，“把國家虧了，把領導人的心血都白費了”。

村里一位共產黨員對這種行為嗤之以鼻，遇到鄰居前來借牛，他都拒絕，或勸他們別這么做。另一位共產黨員認為，這些人最終沒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錢使喚了，牛木(方言——即沒有)牛，錢木錢，到第二年還是貧困戶嘛。”

一個村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頭牛以1000元的價錢租給貧困戶，一套牛票和耳標按200元計算，3000元的政府補貼，貧困戶實際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對記者感慨，貧困戶和牛販子都落錢，只有政府是吃虧的。

為了支持貧困戶養牛，當地會給予每戶數萬元的貼息貸款。此外，按2018年的項目補助標準，貧困戶修建牛棚、青貯池，種植優質牧草，購進鍘草機，都會取得相應的補貼，從幾十元至幾千元不等。為防止“牛死傷農”，政府還愿意承擔94%的養殖保險費。

有養牛戶說，正常情況下每頭牛能夠增收3000元左右，這還不包括政府為降低養牛成本補貼的3000元，養下的母牛產的犢，便是自己凈賺下的牛。

據村委會介紹，近3年來，該村到戶項目資金補貼涉及牛、羊、豬、驢、兔、雞、蜜蜂、馬鈴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貧困戶牛永富家只有兩頭牛，由于養牛成本高，家中還欠有外債，始終無法擴大規模，“每年就兩頭牛在那兒轉”。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購進4頭牛，如今每年僅靠養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說，看到養牛能夠養家糊口，參與者越來越多。他統計過一個村莊的養牛戶數量，發現近3年來養牛戶至少翻了一番，戶均養牛數量也不斷增加。玉米播種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產飼料。

2019年，牛永富又購入一頭牛，3000元養牛補貼已經到賬。他想不通騙補者的做法：“政策這么好，你為什么要騙？”

(文中吳月梅、周建國、王春桂、艾玉蓮、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