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固安縣城沿著106國道往南走10公里，有個掩映在樹林里的小村莊，叫南房上村。前些年村口立了塊石碑，上刻“魚化成龍”，許多人推測是“鯉魚跳龍門”之意。其實，這四個字和清代村子里出的一位大人物有關，他就是于成龍。

南房上村歸屬固安縣柳泉鎮，有270戶，900口人，生活在這村的于氏族裔有60余戶。村黨支部書記于澤群是于成龍的十世族孫，自2000年上任至今，67歲的他還在為村子里的大事小情操勞著。于澤群說，“魚化成龍”碑是為紀念村上走出的清代高官直隸巡撫于成龍所建，寓意奔騰向上的力量。

“小于成龍”威名一點不小

電視劇《于成龍》熱播之后，“于成龍”成了家喻戶曉的“天下第一廉吏”。很少有人知道，清康熙年間，同朝為官的有兩個“于成龍”，他們“名同姓亦同”。這兩人都深受百姓愛戴，“前于后于，百姓安居”的民謠流傳甚廣。“前于”就是電視劇《于成龍》中的山西于成龍(字北溟)；“后于”就是直隸固安人于成龍，康熙皇帝贊譽他為“廉能天下最”。

在300多年前的通州，沒人不知道“前于后于”，這句話說的是兩個人：一個是于成龍，另一個還是于成龍。因為兩個于成龍年齡相差22歲，通州人也稱他們為“大小于成龍”。 兩人不但同名同姓，還都曾在清康熙年間治理過通州，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們又先后擔任過直隸巡撫，都以廉能聞名，惠澤萬千百姓。

康熙十九年(1680年)，老于成龍被擢為直隸巡撫，推薦轄區通州知州小于成龍；20年，老于成龍當了一年直隸巡撫升兩江總督，看到小于成龍廉潔能干，就向皇帝推薦他升任江寧知府，他兩個共治一地，成為康熙治理兩江的左膀右臂。后來山西于成龍去世，固安于成龍親自主持料理了他的后事。這兩個康熙一朝的政治明星成為不朽佳話。

300多年后的通州“運河清風”廉政文化主題公園的“前于后于”——兩米多高的花崗巖雕塑，讓大于小于又回到了通州。

陶文冬詳說小于成龍為啥是固安人

陶文冬在北京從事媒體工作，母親正是南房上于家人。基于這種關系，酷愛文史的陶文冬對于姥家祖上的于成龍多有研究，近些年先后收集收藏了有關于成龍的相關古籍善本、碑文拓片等上百冊，致力于于成龍歷史文化的發掘與保護工作。聽說我們前去采訪，他頭天晚上趕回固安。他的解說很是嚴謹，為我們打開了思路。

他說，叫小于成龍是個親切的稱呼，為的和老于成龍區分。固安的于成龍，字振甲，號如山，生于清崇德三年，出生地為遼東蓋平縣，祖上為遼東望族，生父于國安(漢軍鑲黃旗)，母親康氏。

于成龍出生后不久全家遷居廣寧閭陽驛(今遼寧省北鎮市)。他9歲入小學，11歲舉家入關至北京通州張家灣，13歲時移居延慶州開始科舉學習。由于封地的因素，于成龍16歲時隨生父定居固安南房村，就是現在的南房上村，此后他在宦海沉浮，他父親在此定居，死后葬在這里。于成龍開始學習滿文。20歲進國子監學習，23歲畢業做了吏部筆帖式。他大伯于得水屢有戰功，無子嗣，生父于國安將他過繼給于得水。康熙七年于成龍(30歲)蒙蔭做了樂亭縣令。《咸豐固安志》《光緒固安志》《民國固安志》中均有固安南房于氏家族與于成龍的有關記載。

南房上村于氏家族墓原占地30畝，“文革”被毀。在南房上村委會里邊的小院，我們見到了一些大型石碑，現存康熙御賜誥封碑數塊，殘損龜趺兩處，材質良好，是于成龍父親受皇封所建。

現在，固安縣一部原創大型舞臺劇《永定河》進入排演程序，主創就是陶文冬，據他介紹，這出大劇融合了舞蹈與話劇藝術，用更加創新的形式演繹了康熙三十七年渾河沿岸百姓在于成龍的帶領下，眾志成城，艱苦奮斗治理渾河的故事。陶文冬說，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于成龍歷史文化故事出版發行，力爭搬上舞臺、熒屏。于成龍歷史文化故事具有巨大的研究與文化創作價值。

于澤群講述于氏孝行好家風

于成龍生父于國安以孝行著稱，鄉人尊其為“長者”。康熙元年，于成龍生母康氏病勢沉重時，于成龍日夜在一旁陪侍，擔憂恐懼，生怕母親逝去。有個醫生開方子說：斬蛇燒成灰給病人服下去可以痊愈。于成龍聽后拿起棍棒跑到荒野，蹲守幾個晝夜才捕獲蛇。康氏老夫人去世，按當時規矩，他可以在家守孝27個月，他哀傷至極形銷骨立。

康熙十四年，于成龍任樂亭縣令。生父于國安生病時，于成龍從固安把老父親接到衙署，奉侍湯藥，悉心照料。父親考慮到兒子已經過繼給自己大哥，當官清貧，就想回固安以免給兒子添麻煩。于成龍一聽，跪下痛哭著求父親留下。于成龍勉勵弟弟攀龍好好學習來安慰父親。父親去世后，于成龍悲傷成疾，以致不能飲食。晚上，夢見父親撫摩著他胸口，等到醒來，于成龍吐出不少多日存在心里的穢物，病也好了起來。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途中表揚時任江寧知府的于成龍：“才守第一”，提拔他為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回京后高興地獎勵他的養父于得水，賜他一套貂鑲朝服，一套貂裘。并曉諭八旗，命令大家像于得水學習教育兒子。于成龍升任左都御史時，繼父于得水寫下“君恩臣職，運道民生，冰橫國帑，節用愛人，躬行表率”的家訓勉勵他一心為民，忠君報國。父親像個父親兒子像個兒子的樣子，大學問家王世禎在于得水墓志銘中稱贊這對父與子“得其所”。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龍赴任直隸巡撫，特意向康熙請假取道固安為親生父母掃墓，康熙為他的孝行所感動，批準了他的請求。皇帝知道他為官清廉，沒有回家的盤纏，差侍衛傳旨賞銀千兩，表里二十匹。于成龍將賞賜銀兩修葺祖墳，并在墳前長跪不起，失聲痛哭。慨嘆：忠孝難兩全，唯有勤政以告父母恩。

康熙二十六年，于成龍隨行康熙皇帝巡幸霸州路過固安。皇帝在行宮五次召見于成龍，詢問于成龍親生父母事略，賞賜于成龍。皇帝眷念于成龍清貧，囑咐他要“惜身報國”。

康熙三十年，于成龍54歲，于成龍被調往京城任左督御史，全家搬往京城。康熙知道他無錢購置宅院，全家只能四處散居，康熙皇帝為其清貧與孝順感動，特賞賜其宅第一百九十四間。

康熙三十九年，于成龍任河道總督。在修筑邳州大堤時一病不起。他叮囑兒子于永裕：命不久矣，深受皇恩，無以為報，今天唯有三件事沒有做完：大堤工程未完；你的祖母(養父于得水妻)年已八十，我卻不能侍奉；第三就是你祖父母的墳還沒有修葺，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剛正不阿整盜匪

康熙二十五年于成龍升任直隸巡撫。京畿之地“旗棍”勢力集團與地痞流氓盤根錯節。于成龍上任保定后開始了大規模整治活動，一年下來，京畿肅然。

直隸有旗棍叫沈顛，居易州，為害百姓。先經巡察部堂魏象樞訪拿，這沈顛僥幸趕上大赦，出獄后仍怙惡不悛。被州民殷弘勛告發，于成龍命令知州捉拿。到案后的沈顛竟然咆哮公堂，持刀趕殺知州，知州險些丟命。于成龍上疏特糾，得旨嚴治獄具，后將沈顛在鬧市處決。

司九冒稱旗人，私養馬匹，勾結旗民數百人，黨羽盤踞大興、東安等處訛詐民財，趁機搶劫行客。正白旗人鞭桿總大頭兒劉得功、胡姓鑲黃旗人、正白旗高老公、監生崔有庫等助紂為虐最為兇惡。于成龍將他們捉拿正法，盜匪一下子絕了根，“百姓悅服焉”。

積年惡棍劉平成，曾經巡察部堂魏象樞捉拿但僥幸漏網，后仍糾集同黨惡霸郭莊頭、王錫等人，把持衙門，詐害地方。又于涿州巨馬河兩岸強占渡口，詐索過渡行人。于成龍察訪有據，恭奏治罪，民害頓除。

上任之初，即分撥弁兵巡察訪拿盜匪，并設立保甲連坐方法。旗人王三、佟三、佟邦輔、王和尚、侯君平、侯四、單二、李大胡子、張大等，新安縣民張鳳鳴、雄縣民侯士偉、容城縣民寧承宗、新城縣民李天福先后自首。京畿一帶搶劫案件直線下降。

直隸管轄的真定下屬贊皇縣有一座山叫紙糊套，這個地方是三省交界處，崇山峻嶺，人跡罕至。從明朝開始，被幾千強盜偷偷占據。他們趁人不備就進行搶劫，周圍的幾個縣都受到損害，卻沒有人敢過問此事。于成龍單人獨騎進入深山，到盜匪那里去和他們講明作盜為禍，放下武器接受招安為福的道理。最終，強盜首領李斗為首的一十八個強盜向著北京方向叩頭，表示愿意悔罪投誠。

督運大軍糧草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再次襲掠大清藩屬蒙古。康熙皇帝親自率領六軍前去討伐。數十萬大軍給養糧草事關重大，皇帝特地起用于成龍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職務來總統督運糧餉：“朝廷凡內外所有大小文武官員聽其調遣，六部不得掣肘”。

“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幾千里也”，于成龍一路北上外蒙督運糧草所遇困難非言語所能表達。據《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記載：為運糧草造車六千輛，每輛車需牲口四頭，僅拉車的牲口就有兩萬四千頭之多。在北上穿越渾善達克沙地時，不期遇到雨雪，車隊深陷沙漠無法前行，累死的騾子、駱駝和馬匹達數千頭。從康熙皇帝給太子胤礽的上諭中可以看出，牲畜多從中原征調，不適北方氣候，病死的牲畜很多。身在外蒙古克魯倫河畔前線的康熙皇帝也面臨了斷糧的威險。雖知噶爾丹逃竄，但因糧草不濟而無法全軍追擊，只能以小股輕騎兵帶五日糧草追擊。康熙皇帝率眾回迎糧草，每天只能吃到一頓飯。為快速沖出沙漠，于成龍身先士卒砍伐柳枝，混合泥沙曬干后制成一塊塊“鋪路石”，方使運糧大軍通過沙漠，保證了戰役的最后勝利。第五十九天，當于成龍率領頭運車隊風雨兼程率先抵達外蒙御營時，原本已生惱怒的康熙皇帝和將士們看到衣衫襤褸、遍體鱗傷、滿身泥污，而且每天也只吃一餐的運糧車隊，不但沒了怒氣，而且心生敬佩。不久，噶爾丹大軍被擊敗，噶爾丹只帶十余人逃走。

康熙三十六年春，為徹底消滅分裂勢力，已經六十歲的于成龍第三次隨隊出征噶爾丹，仍然負責督運大軍糧草。于成龍征集糧草于寧夏石嘴山，率隊向北望狼山而行。第一天剛進入戈壁即迷路，凌晨望星辰向東進發，直到黃河方得到水草。第二天繼續向北望狼山而行，直到傍晚才在茫茫戈壁找到水草。第三天繼續北行，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水草，絕望之際只得開始挖井，竟然喜出望外挖到一眼甘泉。據《如山于成龍墓志銘》記載：“此地四覓無水，唯斯泉取之不竭，能飲人馬數千。”

北上將近兩個月，抵達外蒙戈壁阿爾泰山下的郭多里巴而哈孫。前方捷報傳回，噶爾丹已死。于成龍便依旨屯糧于外蒙，建城儲糧，后來人們把儲糧地叫做“于城”。于成龍此次督運為徹底消滅噶爾丹立下了赫赫戰功，官加四級，獲拜喇布勒哈番世職，準襲兩代。

“永定河”名稱由來和于成龍有關

于成龍的治水活動始于做樂亭縣令時。康熙七年(1668)六月，樂亭大雨，灤河水泛濫至城下，深達七八尺。當地百姓房屋倒塌，農田受損，于成龍帶領百姓筑堤修河，至今這段佳話仍在樂亭灤河沿岸流傳。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龍以安微按察使職務“督理下河”。他提出“疏海口，作下河水道”的主張，與河道總督靳輔“于下河筑長堤，束水注海”的理念發生劇烈沖突。當時，河道總督靳輔認為應以“束水攻沙”的方法大治淮黃堤壩，使“河歸故道”。事實證明，靳輔的治河方略還是有成效的。但是飽讀治河方略的皇帝更傾向于成龍在治河上的主張。

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靳輔死后，于成龍遂受命為總督，成為靳輔、王新命之后的河道總督。于成龍并未因個人顏面完全放棄靳輔治河方略中的合理因素，“彼時自己妄言”，“今亦視(靳)輔而行”。“筑堤”“疏浚”兩者并舉，反應了他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精神。治理下河的實踐為康熙三十七年治理永定河奠定了理論基礎。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因黃河風濤險惡，漕運不便，曾在宿遷、桃源、清河三縣黃河北岸遙堤、縷堤內，挑開一道三百里中河，并改由仲家莊出口，建雙金閘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徑渡北岸，由仲家莊運口進入中河(又稱中運河)，歷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來的“河漕”，使黃、運分離，避免了黃河一百八十里風濤之險。

新任河督于成龍因中河逼近黃河大堤，不便再筑堤束水，于是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新河一道，命名為“新中河”。

康熙三十三年他在上書中指出：大運河自通州至嶧縣，黃河自滎澤至碭山，大堤低矮單薄的都應加高筑厚，高家堰諸處改石質工程，毛城鋪諸處加以疏浚引導，江浦以下江都、高郵諸處大堤，建議大舉修治。

康熙三十七年，霸州、文安河水及清河、漳河、渾河漫溢，淹沒旗人及當地百姓莊田無數，渾河泛濫竟曾經沖坍午門一角。康熙帝命于成龍以總督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官銜代管直隸巡撫。于成龍提出渾河筑堤疏浚方案，他奉命與西洋人安多(葡萄牙人，傳教士)前往勘察，確定治理方案，奏稱六月內可以完工。于成龍親自查勘渾河河道，決定在加固石盧(石景山——盧溝橋)段舊堤的同時，對盧溝橋以下河段進行大規模治理，疏筑兼施，既筑河堤，又浚河床。在治水的同時注意治沙。他注重上、中、下游全程治理，改變以往歷朝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他親臨河邊指揮，監督河工挑新河，連康熙帝也親臨指授。

新河自宛平之盧溝橋至永清之朱家莊匯入狼城河，注西沽入海，五月即大功告成。史載：“康熙三十七年，由良鄉之張家莊至東安之郎神河重開一道，束以南北場地，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岔口三角淀，以達西沽，賜名永定河。此康熙中年以后總河于成龍所改之道也。”康熙斟酌再三，將渾河、無定河賜名為永定河，題額建碑，首次敕封永定河神。顯然，由于成龍提議，康熙帝定名的“永定河”，是針對舊名“無定河”反其意命名的。

這次治理后，盧溝橋以下新筑180 余里的南北大堤，連接舊堤石盧段，有效地遏制了永定河下游改道，使得京城免受永定河水泛濫之苦，“畿下民田頗多受益，百姓交口稱贊”。“永定河”美名至今已沿用三百多年。

于成龍的治理使永定河平靜了25年，之后40余年基本沒有改道。

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督一職再次出缺，皇上又命于成龍為河道總督治理黃淮。當時，黃、淮兩河泛漲，民田多處被淹。于成龍肩負皇命，披星戴月帶病奔走兩河，勘察災情，欲把治理永定河行之有效的方法運用到治理黃淮上。卻因日夜操勞，河務浩繁，積勞成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南巡視察河務，看到于成龍身體羸弱，接連賞賜御藥、御制詩，嘉獎其勤勉。于成龍更加廢寢忘食地投身河務，但病情不斷加重。

十月，他實在堅持不住了，疏請休假兩個月，康熙帝命御醫送以良藥。翌年二月，于成龍扶病親臨淮上視察河道，病情愈加沉重。

二月二十三日，他叮囑兒子永裕：“我現在病入膏肓，藥餌已經不能治愈。治理兩河關系國計民生，臥病治理是斷然不行的。趕緊上書，請皇上另派賢能大臣，不要耽誤了國家大事。”直到臨終，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治理黃淮。四日后，于成龍病逝于淮署。康熙聞訊深為痛悼，兩次遣人諭祭，加封謚號曰“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