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張立群

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結合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穩定國內有效需求,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

我國經濟穩中有變仍有下行壓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從2018年宏觀經濟數據來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需求增速放緩。

首先是消費能力不足。2018年3月份之后,月度消費增長率持續下降。消費增速放緩除去汽車消費受政策影響發生波動等短期因素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居民消費能力的下降。2010年以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居民收入增速也受到一定影響。與此同時,與買房、年輕人消費貸款等比較活躍的消費行為聯系,居民部門杠桿率提高很快。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研究,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09年的24%上升到2017年的49%;家庭和個人負債水平明顯提高。此外,2018年受股市、房市價格波動影響,居民家庭的財富效應減弱。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下降。2018年12月份到今年1—2月份,消費增速雖略顯企穩,但基礎仍不牢固。

其次,在消費增速下降的同時,2018年投資增速也有明顯下降。2018年,投資增速為5.9%,較2017年降低1.3個百分點。在房地產、制造業等市場主導的投資保持回暖態勢時,投資增速下降,主要由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滑引起。2018年2—12月份,不含電力投資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同比由16.1%降低到3.8%。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房地產銷售下滑明顯,房地產企業開發建設活動趨冷,房地產投資存在較為明顯的下行壓力。從各類投資之間關系看,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決定著制造業投資的走勢。如果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持續低迷,預計制造業投資增速不會出現明顯上升。綜上,投資增長盡管有企穩跡象,但基礎并不十分穩固。

在消費、投資等內需增速下降的同時,2018年出口增速也出現明顯下降。如果內需增速下降疊加出口增速下降,則總需求下行壓力不容低估。一旦需求持續走弱,就會使企業的銷售困難、資金周轉困難、財務收支困難等會接踵而生,進而會對就業、居民收入、銀企債務關系、金融系統穩定等多個方面產生不利影響。

針對經濟下行壓力,2018年7月末和10月末,中央政治局連續兩次召開會議,進行針對性安排部署,提出了“六穩”的目標;2018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安排部署。隨著穩增長相關政策落實,今年以來經濟運行開始顯現積極跡象。包括消費增長趨穩,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升,投資增速回升等。流動性緊張問題明顯緩解,利率水平下降,政府債發行進度加快。市場信心也有明顯改善。隨著相關政策的進一步落實,預計中國經濟將呈現企穩回升的積極態勢。

經濟增速“換擋”原因主要來自需求側

當前,國內學界對于導致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觀點不一,主要有三類。其一是從供給側入手分析,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紅利消失,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等可能使潛在增長率水平下降,并據此認為是經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二是從國際比較入手,通過對發達國家發展歷程一般性特征的歸納,指出當人均收入(換算為統一的貨幣單位)水平達到某一標準時,經濟增速就會明顯下降。并據此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條件的變化,進而指出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其三是從出口、投資等需求增速的客觀變化入手,分析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

其中第一、第二種分析,對經濟增速下降原因的解釋力在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例如,中國當前不是勞動力資源不足,而是就業壓力較大;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也尚未直接影響到年度經濟增長水平,相反,近年來研發投入明顯增加,技術進步速率有所加快。再如,中國現代化道路無論從體制機制選擇,還是從發展路徑探索,無論人口規模,還是所處時代技術供給狀況,都與發達國家曾經的時代特征、發展條件有很大差別,國際比較還需要在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上再下一番功夫。此外,在中國城鎮化尚未完成前,提出城鎮住房市場已經達到供求均衡點的結論,與大城市住房難、住房貴的現實也存在明顯沖突;與一些大城市房地產市場巨大的漲價壓力也明顯不符。第三種分析比較符合客觀事實。中國經濟增速長時間深度下調,主要是由于出口、投資等需求增速持續大幅下滑。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10—2016年我國出口同比增速,按美元計算,由31.3%降低到—7.7%,降幅超過39個百分點;受國內城鎮化矛盾和問題影響,2010—2018年投資增速由23.8%降低到5.9%,降幅近18個百分點。201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64.6萬億元,出口為16.4萬億元,消費零售總額為38.1萬億元,投資、出口占三大需求總量的68%。這說明從企業訂單角度看,出口和投資的影響舉足輕重。當出口與投資增速持續大幅下降時,企業訂單會嚴重減少,銷售困難會顯著加大。由此帶來的資金周轉困難、財務收支困難,是引起企業各種問題的根本原因。由于銷售困難導致的開工率下降、產能利用率下降、增加值減少,也是GDP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協調好高質量發展與保持合理增速的關系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很重要的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即在供給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下,短缺和供不應求現象總體消失。與此聯系的是需求增長速度趨穩。在基本消費需求總體得到滿足后,消費、投資增速開始趨穩;從外部環境變化看,出口增速總體也趨向平穩。這些共同決定了市場從供不應求轉向供求大體平衡。市場形態變化,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但這不意味需求的重要性下降。支持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條件之一,是大多數企業產品銷售順暢,資金周轉順暢。離開這些條件,企業在投融資和技術改造等諸多方面就會遇到嚴重困難。如前面分析,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城鎮化矛盾影響,出口與投資需求增速大幅下降,由此導致的需求不足矛盾,以及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與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兩類變化。由前述因素導致的經濟增速下降,與轉向高質量發展對應的經濟增速適度下調,也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并未發生明顯改變,經濟增速下降,主要由于需求方面的變化。當提振內需、穩定外需的條件不斷改善時,必須及時把握,通過宏觀政策有效提升總需求水平,增加企業訂單,普遍改善產品銷售環境。促進經濟增長達到潛在水平附近,為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宏觀環境,對充分就業提供基礎性支持。

積極擴大內需盡快化解經濟下行壓力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淡出,世界經濟復蘇態勢明朗;我國城鎮化正在克服困難,出現一系列積極變化。在此背景下,出口增速自2017年始明顯提高;房地產、制造業投資等市場主導的投資增速2016年以來顯著回升。支持總需求增速提高的有利因素明顯增加。必須及時把握這些積極變化,與擴大對外開放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緊密結合,努力穩定出口,增加有效投資,適度提高總需求增速。

要按照今年全國兩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著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面對更加復雜嚴峻的發展環境,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準備,采取綜合措施,充分釋放中國經濟足夠的韌性、巨大的潛力和不斷迸發的創新活力,較好實現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

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結合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穩定國內有效需求,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

從邏輯上看,擴大內需核心是擴大消費需求。為此必須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必須增加就業,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而增加就業重點需要搞好中小企業,搞好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當前互聯網相關行業已趨近市場飽和點)。為此,增加中小企業、制造業企業訂單最為重要。在居民因收入約束而消費能力不足時,積極增加有效投資,提高投資增速,是增加中小企業、制造業企業訂單最有效的措施。增加有效投資,穩定投資增速,最重要的是穩定房地產投資、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分析表明,制造業投資與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高度正相關;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活躍程度,決定著投資的增長水平)。因此,擴大內需近期應該在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穩定房地產投資,當前最重要的是發揮好政府與市場的不同作用,積極增加城市住房供給。要強化各級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因城施策,盡快取消限價等直接干預市場主體行為的調控措施,積極發揮市場價格調節供求的作用。政府要在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房住不炒”、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增加土地供給、穩定相關金融環境等方面著力,在合理增加保障性住房方面著力。通過市場與政府合理發揮作用,推動房地產投資保持平穩健康增長。

第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必須緊密結合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當前面向現代化遠期目標的基礎設施體系建設活動進入關鍵時期。要抓好長遠綜合規劃制定工作,在國務院已經批準的19個城市群規劃基礎上,根據各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遠景目標,提出分階段的建設任務,增加高水平項目儲備。緊扣國家發展戰略,加快實施一批重點項目。加快川藏鐵路規劃建設,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災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創新項目融資方式,適當降低基礎設施等項目資本金比例,用好開發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重點領域項目建設。要加快完善地方政府專項債等建設債券發行工作,發展好資本市場壽險、社保等長期金融產品,支持長期建設債的發行工作,用好、用足中國經濟長期高成長紅利。在這些工作基礎上,促進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顯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