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所特聘研究員、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任 李小年

為更好發揮上海等地區在對外開放中的重要作用,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需要進一步推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打造創新包容、開放合作、領先全球的超級經濟圈。

第一,產業布局和功能定位升級。

長江貫穿長三角城市群的腹地、支流眾多,干線貨運量快速增長。一方面,上海港和舟山港兩大出海口,非常有利于以制造業為主導產業的區域城市以低運輸成本將產品外運,參與全球貿易;另一方面,密集的河道網絡也有利于對內貿易的開展。由此,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重點或者說功能升級之處,就在于進一步對內對外雙向開放、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

在產業布局和轉型升級目標上,長三角三省一市需要更緊密的分工協作,重點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其中,上海綜合服務功能齊全,江蘇經濟實力較強,浙江民營經濟活躍,安徽面積大且具備后發優勢。三省一市只要各揚所長、形成合力,就一定能夠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引領示范區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現階段,長三角有26個城市,數量幾乎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三倍,但GDP只比粵港澳大灣區多4萬億元。下一步,需要加強區域協調,通過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進一步激發區域經濟增長活力。到目前為止,長三角地區擁有兩個自貿試驗區。中央決定增設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給長三角提供了更廣闊的戰略發展空間。未來,有望形成一個自由貿易港群。

第二,加強區域協調機制建設。

國際上,著名灣區、港口群、自貿區的最高管理機構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相比之下,區域協調機制一直是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面臨的老大難問題。

1982年以來,長三角之間的協調主要依賴高層之間的定期會晤、長三角協調會議等磋商機制,缺乏強制執行機制。2018年3月,長三角區域協調機構有了新突破,在上海成立常設性機構: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由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抽調的人員組建而成。

然而,“長三辦”作為一個區域性常設協調機構,其權威性依然不夠,且更多只是解決“塊”上的協調問題,在協調解決海關監管、港口管理、金融開放等“條”上問題時還很難發揮作用。

從國際經驗來看,紐約新澤西港務局是港灣合作的范例。雖然名稱叫港務局,卻管轄紐約附近所有的港口、機場以及連接紐約和新澤西的橋梁隧道、地鐵、公交,對紐約大灣區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鑒于此,建議進一步整合現有的長三角協調機構,新設一個具有區域規劃決策權、投資決策權、管理權和立法、執法權的跨區域的權威治理機構。有了組織機構的保障,長三角才能真正擰成一股繩,成為在全球配置資源的亞太門戶。

第三,完善制度環境建設。

法治環境建設是自貿區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國外一些自貿區形成了成功的經驗。

例如,新加坡早早地通過了專門法案,對自貿區的定位、功能、管理體制、運作模式、優惠政策等予以全面規定,這有助于保障自貿區各項政策的穩定性,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又如,迪拜自貿區內的企業可享受100%外資擁有、50年免除所得稅、期滿后延長15年免稅期、無個人所得稅、進口完全免稅、資本金和利潤允許100%遣返以及充足的廉價能源等政策。

新加坡則率先推出貿易管理電子平臺,將海關、稅務、安全等35個政府機構連接在一個網絡上,為企業提供一站式通關服務。通過這個系統,企業只需遞交一份電子文件,最快可在10秒鐘內完成通關手續。

目前,我國還沒有國家層面的自由貿易區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自貿試驗區內暫停實施“外資三法”中關于行政審批的規定,從而保障國民待遇原則和負面清單制度的順利推進。

長遠來看,通過授權暫停實施法律條款、頒布具有較強宏觀性和概括性的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難以為自貿試驗區的穩定發展提供充分保障。為此,建議在現有自貿試驗區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區域性法規。

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以浦東“證照分離”試點為代表的上海“放管服”改革、江蘇的“不見面審批”、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等行政事務改革,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如果這些機制創新能夠在區域內推廣、復制,并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長三角就有望成為高效、便捷、開放的城市群。

第四,探索利益共享機制。

國外城市圈、港口群、灣區的發展都有意識地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在市場競爭中進行資源整合,通過制定和完善岸線利用規劃、港口發展規劃來加強分工協調,進而在互補中形成規模效益。

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而言,有必要進一步協調利益分配機制,共享自貿試驗區紅利。既要出臺有利于支持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擴大政策效應的財稅制度,也要兼顧各方利益,為鼓勵企業有序、規范流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比如,是否可積極借鑒《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協商研究好財稅分配問題?又如,是否可通過設立跨區域投資集團、跨區域合作項目等方式,進一步加強利益共享、合作共贏機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