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在歷史的場合中只是一朵浪花,稍瞬即逝,但歷史恰恰是由這無數的浪花匯集而成。

——凌鋒

◆凌鋒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委員,北京市腦血管病中心主任,首都醫科大學腦血管病研究所所長、介入研修學院院長,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

即使在現代社會,凌鋒也是如豪俠般的存在。

凌鋒是個醫生。拿手本事是救命,她在人體最神秘復雜的大腦上開刀,幾十年救人無數。

凌鋒是個善人。遠在云南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300個孩子,全靠“凌媽媽”養活。開義診,籌善款,她每年要為孩子“賺夠”540萬生活費。

凌鋒是紅二代。父母親既是軍人,也是醫生,恩師劉承基還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守護先輩打下的江山,在凌鋒是親命,也是國任。

凌鋒是中國志愿醫生。既國內義診,又國際援助。她和一幫同行不遠萬里跑到非洲,為當地“兄弟姐妹”治病,用行動告訴他們,中國的志愿醫生有多棒!

凌鋒是東道主。為了在一個屋檐下,實現臨床神經科學各個學科的合作、研究,她花16年功夫籌建了一所大腦狀建筑,是中國的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而明年,神經外科的世界大會將在北京召開。

凌鋒是教育者。她通過敘事病歷,倡導醫生看病更看人;通過手術預案,訓練醫生的手術系統路徑思維;通過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接軌國際醫學實踐。

凌鋒是全國政協委員。她是連續多屆的政協委員,做委員的動力在于,“因為能說話,說話有人聽啊。”

……

67歲,業內首席,家境優渥,有兒有孫。放著這樣一份世俗的圓滿幸福,不抓緊時間享受生活,卻整日東奔西跑,每天為了一些跟自己不相干的物事奔波,跟各色人等斗智斗勇。到底為了什么?

聽到這個問題,凌鋒迅速區別出問答雙方的立場不同,“如果凡事從自己出發,是會這樣想。這也是時代的不同。我接受的教育,就是人要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這種價值觀,現在聽來有些不可思議,尤其對生長于市場風潮中的一些年輕人來說,“我”才是思考一切事情的原點。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人民服務,曾是全社會倡導的國民道德。就像設定好了程序一樣,凌鋒在遇到所有事情,“最終都會回到那個原點。”

幫助人的本事

外科,幾乎是男性的世界。

很多醫院的神經外科清一色是男性,據說,全國女神經外科醫生的比例僅為0.6%。2000年凌鋒來到宣武醫院時,是唯一的女性,并擔當科主任。

“我向來不認為向性別挑戰是個挑戰。任何時候,都有人不服你。即便你是男性,也會有人不服。”凌鋒承認,性別的確會帶來不一樣的處理方式。但選擇做什么工作,跟是男是女沒有關系,“努力去做”才是關鍵。

“我從小比較愛動,也比較自信。”小學時,正碰上體校來學校選人。“在體校訓練一下午,還能得幾毛錢的補貼。”四、五年里,凌鋒在體校學會了武術、游泳、乒乓球……在南京市參加游泳比賽,她的最好成績是第四名。

“運動員是要當第一的。”總也游不到第一的凌鋒再不服氣,也不得不接受現實,學體育有很多先天限制。“手腳不夠長,忙死都不行。”

得做自己努力能做成的事情。雖然體育學習半途而廢,但體育的拼搏和競爭精神,深刻影響了凌鋒的性格。從小到大,凌鋒的成績都是全優。

全優生可不意味著是聽話的“小綿羊”。凌鋒非常反對不假思索的言聽計從。醫學的本真是幫助人,醫生得想盡辦法,幫助解決問題。

“如果現實不是老師教過的一二三,就不會創造性地想到四五六。”采訪當天的早交班,凌鋒斃掉了兩臺手術,這讓她聯系到一個遺憾的事實:即使是八年制的醫學生,有些也缺乏獨立思考。

在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凌鋒在任時創立的手術預案制度,延續至今。

對進修生和住院醫來說,在每天全科的早交班上,匯報手術預案,尤其還要面對像“懂行的病人家屬”般“挑剔”的凌導,絕對是令人心驚膽戰的經歷。

臺上英文匯報手術預案,必須制作PPT,只給2分鐘。而臺下,很多醫生可能要花上一夜的功夫查找資料、制作預案。

“碩士研究生期間,我曾經報過三個手術預案,都被凌導斃掉。”今年7月博士畢業的馬永杰,剛通過崗前培訓,正完成著從學生到醫生的角色轉變。

回憶起被斃掉手術的當時,他幾乎在人前抬不起頭。回去再學習三個病人的病歷,查閱相關資料,仔細考慮病人的年齡、體征和檢查結果,以及診療經過,以往的治療經歷,尤其要思考手術的關鍵點:為什么要做這個手術,過程中要注意什么,手術中怎么做等等。“總之,病人跟手術相關的所有情況都要想到,也要在預案中有所反映。”馬永杰說。

“這是個人,不是一張片子,病人的主訴是什么,聽完病史陳述,通過檢查鑒別診斷,都需要醫生用自己的知識逐步縮小范圍鎖定目標。在手術中,該通過什么樣的位置、怎樣的切口進行切除,在切除中會碰到什么樣的問題,怎么應對,這才是一個完整的預案。”

凌鋒的繼任者——現任的神外主任張鴻祺也切身體會過預案制度的好處。

2014年8月,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派出第一支援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簡稱特多)醫療隊,張鴻祺任隊長。

到了特多,張鴻祺發現,當地醫院沒有那么多分科,不可能只做熟悉的領域。幸好有預案制度,至少不陌生,又是每天做的工作,再稍微看看書。他半年做了300臺手術。

醫生的一天已經很累了,這種疲累,在醫生嘴比腦快的語速中,在醫生的如風腳步下,也不小心在醫生洪韜的桌旁露了個頭,那里堆放著大半箱“紅牛”飲料。

7點半,早交班。之后是教學查房。九點半,上手術。

“上手術有點兒,下手術沒點兒。”馬永杰跟的第一個手術到凌晨2、3點,做了十幾個小時。他雖然不上手,但要一直跟著看,看著學。手術完,馬永杰還要給術后病人開醫囑,做手術記錄。第二天還有手術的話,得再回去做預案。工作到夜里兩三點,是住院醫的常態。

有人說,“要不別做PPT,口頭說一下?”

“不行,必須得做。”

“那么報一下要緊復雜的手術吧?”

“不行,每臺都得報。”

“這是訓練住院醫的重要路徑。”凌鋒的語氣雖然緩和了,但還是寸土不讓,“病人是以性命相托,要托得住啊!”

“直到現在,仍沒有一臺手術能夠做到每個細節都想到,只能無限趨近。”張鴻祺形容這種感覺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也是宣武神外的科訓。

“院長的女兒”不姓劉

與其他人守護個體邊界的小心翼翼不同,凌鋒給人的感覺,始終無畏,足夠仗義。

這種性格,與培育她的紅色家庭有關。父親劉軒亭是開國大校,曾兩次出任301醫院院長。母親是眼科醫生。

凌鋒的生命到來,滿是堅強的寓意。

當年,凌鋒的母親參加抗美援朝,人到了朝鮮,才發現懷了孩子。“那是要打仗的,沒法生孩子。”去做流產,卻遇到了一個“手潮”的醫生,流產沒成功,直到肚子很大了,她才回到國內生產。

十一國慶這天,一個女娃呱呱落地,父母起名劉雙國。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了1977年。

1977年,凌鋒奉命從南京軍區總醫院調入301醫院。到父親手下工作,凌鋒的要強,促使她努力證明自己的獨立。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成績證明我自己。”先是作主給自己改名換姓,成了凌鋒。她曾在后來承認過當時的天真,“其實要不了兩天,全醫院都知道你是誰的孩子。”但那時,凌鋒偏偏不想當“院長的女兒”。

即使父親官居高位,凌鋒的成長也免不了被打上特殊時代的烙印。

僅上完初一,剛跳級到初三的凌鋒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沒學可上了。她就自己“刨食兒”,東一口西一口。

“自學的最大壞處,就是難學好數理化。”凌鋒沒有系統接受過學校教育,“一到函數,就糊涂了。”

采訪前夜,她剛和幾個學生討論了系統醫學,當拿出幾個系統醫學公式時,其他人馬上就能推演出公式,“我真是費死了勁,不是一步一步講給我聽,都很難解基本的公式。”凌鋒不服氣地嘆了一口氣。不甘于人后的她已經67歲了,還和年輕人一樣,學習著新的知識。

但也幸虧了那個年代,沒有人來約束她,天性得以充分釋放。

16歲的衛生員每天就是站崗、挑水、種菜,打掃衛生,給病人打水,幫人擦臉洗腳這些事情,起初凌鋒干得歡實。但體力的幫助總是很有限。

一次做早上護理時,一個開胸的術后病人一直躺著,看起來很難受。

“你幫我把床搖高一點。”凌鋒趕緊把床搖高了,又趕忙幫他擦洗了臉。

“哎呀,舒服多了。”

這點沒啥技術性的辦法,成了凌鋒當時幫助人的唯一途徑。以至對每個病人,她都期待地問一問:“要不要搖床?搖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可一會兒高了,一會兒低了,又解決不了病人的根本問題,而且搖來搖去地來回倒騰,病人最后也煩了。

“那時,我確實什么都不懂。”凌鋒只能很努力地,“把廁所擦得特干凈,把水加得特滿”。

“要是能多懂一點,該多好。”這點心思被科主任看出來了,招呼他們,“來來來,你們這幾個小鬼,我給你們講一講。”

每天晚上,科主任花一兩個小時對著三個小衛生員講解剖。一周后,凌鋒知道了肝在右邊、脾在左邊,心臟偏左,肺在兩邊,全身多少塊骨頭、多少塊肌肉、多少個關節,腦子又是啥樣的。

“人的構造真是太神奇了。”那一周的解剖課好似一扇窗,自此,凌鋒一步一步被想多知道一點的求知欲牽引著,不停往前走。

“中國人不怕藝多”

凌鋒走起路來直視前方、大步流星,跟著她邊走邊說話,腦子動著,嘴上說著,腳下也千萬不能慢了,不然一不留神,很容易被甩下好幾步。

從當年的小小衛生員,成為后來的專家、中國介入神經放射第一人,她擅長的工作,又是在人體最為復雜神秘的大腦上開刀取瘤保命。最轟動輿論界的經歷,是救治了被國外醫生疑為“腦死亡”的鳳凰衛視前主播劉海若。

凌鋒是以幾倍速度成長的?“八倍級。”

為什么?她可以“一石八鳥”,是“八爪魚”,仿佛有八只手,而且能同時處理不同的事情。

1982年,在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進修一年介入神經放射學的凌鋒,獲得一次意外機會,可以去第六大學居里醫學院國際顯微外科中心學習。在巴黎,凌鋒開始了兩份工作,“上午在城北學介入、做手術,做造影。下午又殺到城南,做顯微外科訓練。”

跟法國導師討論完論文情況,20天后,她把論文擱在了剛休假回來的導師桌上。他很詫異,“你不睡覺的嗎?”

“中國人不怕藝多,藝多不壓身。”

1年零4個月的進修,凌鋒過了法語關,順利完成了學業,更重要的是,她還把國際先進的介入神經治療理念和方法,完整帶回了中國。

在凌鋒的辦公室里,有一張比人還高還大的計劃圖,是有關明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的所有籌備事項,時間細化到每一周,每周都要報告進度。

制訂計劃,按部就班,嚴格執行,實現目標。這種計劃工作模式在凌鋒的工作學習中無處不在。

在去法國之前,由于沒有得到組織批準,能不能出去,陡然變成一個懸而未決、遙遙無期的事,凌鋒決定先考研。從做決定到考研,只有20天假,考試科目有4門。

凌鋒先拉出一個計劃單子,細化到每個小時看多少頁書。仗著自學的英語底子,她買來一套許國璋的英文書,每天背50個單詞,外交官的愛人幫她出英文完形填空題和時事政治題。

凌鋒自己看專業書做筆記,筆記要點濃縮成5個字,也只有自己能看懂。考前,她給自己出了130道專業題目。

睡覺時間每天4個半小時,被分割成三次。極困時立刻睡,一個半小時后醒來,再看書。

最后,凌鋒考了第一。現在說起當初的計劃,凌鋒還無不得意自己的周密。“不會浪費一點兒時間!”

考上碩士研究生,出國申請也批下來了。凌鋒保留學籍,先出國學習。回國時,距離碩士畢業只有一年半,凌鋒學基礎課、做臨床、寫論文,一年半干完了三年的活,如期畢業。

“我從小就是這樣,老是疊著做事情。”

要做的事情多了,對時間慳吝慣了的人,不會浪費一點精力。在有限的時間里,“能聽的用耳朵,能看的用眼睛,都不能的話就用腦子想。”游泳、候機、坐車,凌鋒總能找到可干的事情。

在過去12年,在中國醫師協會擔任候任會長、會長的凌鋒一直堅持做一件事:推動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教育。

“做專培的事無功無祿還倒貼時間。”凌鋒常感慨,在制定與此相關的文件中,要跟大家商量。有些人不愿意來開會,經常是“張齊李不齊”。

好在,神經外科醫師專科培訓的“先行先試”工作已經開始了。“任何的規定,包括法律在內,都是最低標準。達到專培規范化這個標準,基本可以當一名合格醫生。”凌鋒想做的,是把原本參差不齊的各地標準拉到一個“均質化”水平。

凌鋒兩只手比劃著,描畫著理想,“上限不限,能高出標準多少,就是用心程度的多少了。”

用心去愛的行業

在凌鋒辦公室里,掛著一幅書畫大師饒宗頤給她題的字。選擇這兩個字——“用心”,跟劉海若事件有關。

2002年,劉海若在倫敦出車禍陷入深度昏迷,當地醫生疑為“腦死亡”,若非家屬堅持,幾乎放棄治療。凌鋒受邀赴英救治。

凌鋒感動的是劉海若家屬的信賴。“凌大夫你盡管治,只要你治了,用心了,什么結果我們都接受。”

治病就是這么回事,可一些患者拿著做買賣的心去跟生命較勁。“它不是買蘿卜。我今天花了一萬塊錢,你就得給我一萬塊錢的結果。”這是一個很大的未知,醫生只能盡心。

康復期,劉海若氣不足,講話聲音很小。凌鋒琢磨了一陣,想到唱歌是用丹田氣發聲。就建議她家人為她找一個歌唱家,教她怎么用丹田氣發聲。還由此想到,彈電子琴,活動手指頭……

現在的凌鋒,對康復更感興趣,就是從劉海若身上,她看到太多康復可以使用的理念,從中體會到一個人的自洽能力。

自洽是什么?凌鋒打了個比方:“好比外面冷,你就會發抖,一抖肌肉產熱,熱量上來了。太熱了,就會出汗,汗液會把熱量帶走。”

后來的劉海若,能夠恢復生活自理能力,能夠到處旅游、出差,還恢復工作了一年。

畢業后的7年,是一個醫生技術、經驗和人文定型的關鍵時期。如果年輕醫生技術練好了,人文這一塊也有了,他一輩子就是個好醫生。如果人文這一塊缺失,就會多一個“冷醫生”。

在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時,凌鋒異常看重醫學人文,“人文是必修課”,“必須一票否決”。

從2012年起,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就規定包括住院醫生、進修醫生、研究生在內的所有年輕醫生,都要寫敘事病歷,每人每月一篇。

有醫生不看好它的發展:“其他科室都沒有在做,應該很難推廣。”

也有人在體悟它帶來的內心生長:“寫這種文章,能夠讓人安靜下來。”

帶著這樣的要求,醫生就會在診療時多留心問一下患者,家庭怎么樣?經濟狀況怎樣?親戚朋友怎么樣?得病痛苦的狀態怎么樣?從被逼著去寫,到寫著寫著,溫暖扎進了醫生心里。

到今天,神外科室的醫生已經寫了2000多份敘事病歷,這些內容被凌鋒集納匯編成書,名為《用心》,正在出版,她既代作者之勞,又做編輯之工,字里行間,滿是女性的柔韌細膩。

這樣一個細膩的凌鋒,和那個高興起來放聲大笑,生氣時敢當眾罵“三字經”的凌鋒是一個人,也和在手術臺上寧肯直接撅斷不湊手的工具,也不在病人身上將就著用的凌鋒,是同一個人。

在聽聞“醫暴”帶來醫護工作者的人身傷害時,凌鋒第一反應是要到現場。“因為醫生的本能,也有政協委員的責任。”

2014年2月25日,南京鼓樓醫院一名護士被公職人員毆打致傷殘。兩天后,凌鋒以神經外科會診專家身份,拉上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到南京與受害者面談。

回到北京后,凌鋒在政協大會提案中,提出兩個核心目標:“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由內保升級為安保;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根據程度采取處罰、拘留、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理辦法。”

兩個小時內,89名全國政協委員在提案上簽名。

當年,五部委聯合公布《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

2015年8月底,醫鬧入刑寫進刑法,于當年11月施行。

技術是冰冷的,人是有溫度的。“醫學是一個有愛的行業,沒愛的人是沒辦法當醫生的。”凌鋒不經意間露齒一笑,暖暖的。

“昂貴”的笑臉

“懷大愛心,做小事情”的書法,出自凌鋒恩師劉承基之手,他是我國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寫這幅字,他不僅是勉勵愛徒的行醫救人,還是以義賣的形式,為凌鋒的公益道路添磚加瓦。

9月24日,中秋節,闔家團聚的日子。

這天,遠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麗江,凌鋒的300個孩子站在國旗下,立在陽光里,齊聲向“凌媽媽”道出童聲稚嫩的節日祝福。有心人錄下了這段視頻,凌鋒在手機里看了一遍又一遍。

“中秋節接到這么多孩子的集體祝福,真覺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視頻里,孩子們擠在一起努力同框,幾乎是喊出了祝福,小臉上洋溢著孩子才有的純真的笑。

笑臉,是天下母親對孩子的唯一索求。也是這些孩子帶給凌鋒的最大慰藉。在凌鋒的辦公室門口,有一個透明的募捐箱,這是“為民族孤兒籌款義診”的募捐箱,上面的簡介圖里,有一張農村孩子的照片,孩子眼神的羞澀和嘴角的笑意,讓人難忘。

25歲的王慧婷3年前大學畢業就來到凌鋒身邊工作,面試時,凌鋒問了一個問題:“你喜歡孩子嗎?”

這個同樣喜歡孩子的年輕姑娘,前不久剛從云南回到北京,她笑著發誓,最近絕對不要吃土豆。“愛吃土豆,也耐不住連吃十來天。”

作為凌鋒的兩個秘書之一,她主要負責基金會有關的工作。3年里,她見證了“一些事情從無到有,一點一點拱著往前走的過程”。

2000年,凌鋒去了麗江,助養了兩個女孩。2004年,她接手云南麗江民族孤兒學校。助養的孩子,后來跟隨她生活,如今都快要大學畢業了,一個在北京讀書,一個在國外進修康復,在凌鋒的幫助下,兩人走到了更開闊的人生路口。

而凌鋒一力倡導的中國志愿醫生,現在也有了1000多名志愿者。

另外,承載了凌鋒10多年夢想的CHINA-INI這個大腦狀建筑,也將在10月底投入使用。

一切產生于思想的寬闊和馳騁,又朝著更寬闊的天地不斷生長,繼續馳騁。

這就像凌鋒自己,從那個小芽般的原點走來,日復一日長成參天大樹,又不斷不斷,再走回到當初的原點。

——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