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濟大學特聘教授,聯合國環境署-同濟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綠色經濟責任教授,兼任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 諸大建

黨的十九大將2035年定為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點。與之相對應,上海將卓越的全球城市定為2035年的發展目標。

有關全球城市的理論研究與認識,最早的版本即1.0版,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包括跨國公司總部和生產性服務業等指標。2005年,我參加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起的城市時代國際會議,認識到全球城市只有經濟要素是不夠的,還需納入社會公平、生態環境等要素。最近十幾年來,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經注入了更多的要素,如倫敦搞創新創意產業,就把文化納入進去。這樣,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所謂綜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

但是,在制定《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簡稱“上海2035”)的時候,又產生了新的困惑,展開了新的討論。例如,社會公平和綠色發展是每個城市都必須有的,而不是全球城市獨占的,更不是全球城市獨一無二的競爭力。又如,一個城市的治理水平,也不是全球城市競爭力的獨特維度。所以,人們在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有3.0版意義的思考。

進一步來看,什么是中國自己的全球城市?怎樣建設中國自己的全球城市?我有幸作為主要專家參與了“上海2035”的編制研究和政策咨詢,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要發揮好對內對外兩個扇面的輻射力

實際上,從上一輪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年)提出建設“四個中心”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開始,上海就有了建設全球城市的追求。當時提出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大體是中國語言,而國際學術界、政策界所熟悉的是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和薩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它們的基本指標包括跨國公司總部、生產性服務業等一些經濟要素在世界城市網絡中的集聚程度。集聚度越高,越是世界城市網絡的中心,越是全球化的城市。

“上海2035”的主題是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加上卓越二字,是因為許多國際評論和全球城市研究成果認為,上海已經是全球城市了,不需要到2035年。因此,我們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卓越”,即如何在已有發展基礎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在此,主要談三個方面的看法,即上海全球城市建設現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

在全球城市中,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通常被視為“標桿”。僅次于這個第一梯隊,則是由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迪拜和悉尼等組成的第二梯隊。上海在2000年的時候還屬于第四梯隊,經過十幾年的奮斗已經實現了很大的躍升。

當前,比較流行的是綜合性的全球城市概念。一個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森紀念財團做的全球城市評價指標及其實證。自2008年開始,這個財團結合東京要發展成全球城市第一名的戰略目標,對世界主要城市的競爭力開展了全面調研、分析與評價。同時,每年發布“全球城市實力指數”報告,具體指標包括經濟與金融、科技、文化、可居住性、可達性、環境等。

這個報告對日本東京建設全球城市具有指導意義,東京發展戰略報告也直接用這個指數來評價發展績效、規劃未來發展。2016年度的報告顯示,東京名列全球城市第3位,各項指標有較好的平衡性。上海在這個指數中排名第12位,且各項指標差距較大、平衡性差。其中,第一層次的交通可達性指數和金融指數分別位居第4位和第7位,高于總排名,但第二層次的研發指數和文化指數分別排在第16位和第17位,低于總排名;第三層次的可居住性指數和環境指數分別是第25位和第39位,遠低于總排名。

參考這一指標排名,我們在研究上海發展及其規劃制定時,有必要思考什么是全球城市的指導性框架。實際上,我們過去更多的是追隨和效仿,現在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上海2035”提出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這個“卓越”具有超越傳統全球城市的理論與實踐含義。一方面,要以這個藍圖為高起點,建設我們中國自己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要從這個版本出發,探索有中國背景和世界情懷的全球城市理論。

一個重點是,全球城市特別要發揮好對內、對外兩個扇面的輻射力。上海作為中國“橋頭堡”意義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對接國際,另一方面也要對接區域。應該看到,上海建設全球城市,長期對標的短板仍然是對外的輻射力量,但這恰恰可以利用堅實的國內后盾區域來做支撐。

現實中,上海有很多跨國公司總部,它們以上海為門戶城市往中國內部輻射。但中國本土的公司,通過上海變成跨國公司向外輻射的能力則不成比例。這當然是上海的短板,但我們的長板在于有長三角這樣的非常廣闊的腹地。所以,在補短板的同時,更要充分發揮長板的作用。

傳統上,區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層制導向的“中心—外圍”觀念,認為中心對外部的資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而重在封閉式地自我設計城市發展功能。現在看城市區域發展,需要強調網絡狀的關系,要從外部的橫向需求中強化上海的資源配置功能,強調用長板功能加強上海的區域經濟和國際經濟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