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曉嫻沒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沒有幫他帶貨。直到2012年創業失敗，她才答應為Clitin幫忙，順便去馬來西亞散散心。

和尚曉嫻、趙涵一樣，在吉隆坡機場被查出毒品的女孩們要么親自與貨主聯系，要么通過中間人介紹結識貨主。她們中的絕大多數與貨主只是“網友”關系，既不知道貨主的真實身份，也沒在現實中與貨主本人見過面。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屬，他們均表示貨主為黑人男性，自稱在亞洲做服裝生意，“嘴很甜”。其中，與4名女孩聯系的為同一人，其QQ昵稱為“love”，MSN昵稱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幫“love”帶貨的4個女孩之一，出事時20歲。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館服務員，月薪2000元。

在網上，“love”不斷請求程蓉幫忙，并承諾為她支付機票、食宿費用，還會支付額外報酬。程蓉被他說動了心，從南昌飛到廣州。

在廣州中國大飯店旁的麥當勞，“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給程蓉一個很重的棕色箱子。“對方還囑咐她，到馬來西亞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館，把東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訴新京報記者。

“他們會在你出發之前才把準備好的行李送來，很匆忙。而且貨主和送東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彥告訴新京報記者，事后回想，每個環節都是套路。

“love”的QQ空間里，不少人表示，他曾騙中國女孩往馬來西亞運毒。

和程蓉一樣，答應幫忙的女孩從江蘇、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達廣州。她們多來自小城市或農村，受教育程度不高，親友中很少有人長期在國外學習或工作。借著帶貨的機會，她們有的想出國旅游，有的想為創業鋪路，有的想去了解鄰國的服裝市場。

事發時，女孩們多在20歲至24歲，涉世未深。但對于陌生人的囑托，她們并非毫無戒心。在廣州取箱子時，程蓉檢查過裝衣服的箱子；趙涵也一再確認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隱蔽的地方，比如夾層、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輪子里。等到發現時，一切為時已晚。

有的女孩出國前，還曾受到家人勸阻。

“衣服為什么要你帶？直接托運過去不就好了嗎？”一名女孩的母親在電視上看過類似騙局，告訴女兒會有很大風險。但從小叛逆的女兒認為沒有問題，把母親的話拋在腦后。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還提醒她把貨主的電話、姓名留給我們，以防萬一。”女孩的母親告訴新京報記者。但女兒什么也沒有留，一個人走了。

難以提供的有利證據

2015年8月17日凌晨，還沒走出吉隆坡機場，趙涵就被馬來西亞海關扣下了。“直到這個時候，她才發現‘上了朋友的當’。”趙涵的父親向新京報記者轉述。

趙涵英語不錯，她告訴海關自己對此并不知情，東西也是朋友的。她愿意與海關配合，按計劃到酒店與取貨人接頭。

取得警方的同意后，趙涵一邊與尚曉嫻對質，一邊對Clitin謊稱已到酒店。然而，尚曉嫻轉而質問Clitin并要求其為趙涵提供幫助時，很可能引起了對方的警覺。趙涵的父親告訴新京報記者，取貨人并未出現。

“還是社會經驗太少。”趙父感嘆，如果女兒沒與尚曉嫻聯系，或許可以抓到取貨人。

趙涵被拘留了，至今關押在馬來西亞的一處女子監獄里等待開庭。

“如果能協助警方找到罪犯，對女孩免除刑事責任最有效。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證明自己不知情是無罪辯護成功的重要途徑。”曾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師胡本俊告訴新京報記者，因為行為人主觀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毒品犯罪的構成要件之一。

2015年9月，趙涵的家人前往馬來西亞。律師告訴他們，如果中間人尚曉嫻能證明趙涵對此并不知情，無罪的希望就會很大。

為此，尚曉嫻寫下宣誓書，簽字并按下手印。她簡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并特別寫明“查出毒品一事，我和趙涵完全不知情”。她還親自前往馬來西亞錄口供，為趙涵作證。

程蓉被捕后，她的姐姐曾在QQ上假扮妹妹與“love”聊天，想要套出毒品的事。但“love”堅稱毫不知情，如果有問題，可能是廣州的送貨人動了手腳。但程蓉姐妹并不知道送貨人的信息，再問“love”，他也不再回應。

在“love”的QQ空間留言板上，不少留言稱他變著花樣騙中國女孩，讓對方幫他帶服裝樣品，實際上是幫忙運毒。程蓉的弟弟曾希望留言的人能出庭作證，但被拒絕了。

此外，程蓉的家人還到廣州調取過程蓉取貨時的監控錄像，想證明箱子是別人給的。但監控錄像只能保存3個月，之后就會被新的錄像覆蓋。他們去調取時，距事發已過去四五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