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拉開了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的序幕,孕育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明確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稱作“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要求認真組織“五一口號”系列紀念活動,重溫多黨合作歷史,弘揚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紀念70年前的這一偉大事件,最重要的是要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新就新在”揭示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實現的三個深刻變革,傳承它所蘊含的我國多黨合作的精神基因和優良傳統,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進一步發揚光大。

實現了從利益紛爭向利益整合的深刻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黨制度的利益表達功能揭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同舊式政黨制度的區別,指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政黨總是階級的組織,總是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回避自己的階級屬性,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產黨也認識到,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具有革命和進步的性質,是需要爭取的同盟者。這一點從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中可以看得出來:“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明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成統一戰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主張。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具有巨大利益包容性的政治立場,理所當然地得到了當時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和衷心擁護。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為什么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利益包容性和兼顧性,有效避免舊式政黨制度中各種不同政治力量為自己的利益而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根本原因在于構成這一政黨制度主體的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秉持了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直到中共十九大報告依然響亮喊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各民主黨派之所以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選擇同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也在于要回歸和信守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天下為公”。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正是這種天下為公的情懷、立黨為公的境界,成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團結合作的首要政治理念。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型政黨制度要發揮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統籌兼顧社會各階層各方面具體利益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弘揚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無論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施政,還是民主黨派參政監督,都必須秉持公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人民利益至上原則,堅持真理、敢于擔當,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曾用兩句古語形象地表達政黨協商中的公道之理:“‘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這是執政黨應有的胸襟。‘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這是參政黨應有的擔當。”

實現了從政黨惡斗向團結合作的深刻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黨制度的運作方式揭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同舊式政黨制度的區別,指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之時,正值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在各個戰場上相繼取得勝利,奪取全國政權已成定局。國民黨反動派雖是強弩之末,仍然負隅頑抗。是要蔣介石的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府,還是要共產黨歷來倡導和致力于的民主聯合政府,成了各民主黨派面臨的重大選擇。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口號迅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熱烈響應,是因為這一號召說出了他們的心聲和共同愿望。正如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1949年1月22日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所表示的:“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早日實現。”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國就開始向西方人學習,其中就包括引進多黨制的政黨制度。民國初年在“議會制”的幻想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紛紛以政黨形式登上政治舞臺,組黨之風盛行,政黨團體一度多達300多個。以致孫中山先生在評論實行多黨制這段歷史的時候都感慨地說:“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的各民主黨派始終采取排斥、限制甚至鎮壓的政策,甚至在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之后依然主張“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形成了事實上的一黨專制的局面,必然遭到向往民主的全中國人民的反對。多黨制、一黨制在中國的破產,呼喚著一種新型政黨制度的產生,這就是從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中孕育出來并在協商建國實踐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點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才能避免多黨輪流坐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只有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做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和諍友,才能避免一黨缺乏監督犯了錯誤也渾然不知的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擔負著首要責任,加強對政黨協商的領導,營造寬松民主的協商環境,完善政黨協商的內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饋機制。民主黨派擔負起參與者、實踐者、推動者的政治責任,認真搞好調查研究,努力提高政黨協商能力,緊扣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履職盡責。更好體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著力點在發揮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作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要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增強責任和擔當,共同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實現了從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深刻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黨制度的決策機制揭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同舊式政黨制度的區別,指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揚的旗幟,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共產黨歷來追求的目的。1945年7月毛澤東同志同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討論歷史周期率問題時指出:“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國各民主黨派之所以叫做“民主”黨派,也在于實現民主政治是其永恒不變的主題,曾不約而同地提出“民治實為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才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以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為宗旨”等。正是中國共產黨實行人民民主的決心和誠意,與各民主黨派追求和向往民主政治的愿望高度契合,使得各民主黨派由衷地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共同創造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推動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實現人民民主,需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形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三三制”政權建設中實行的協商民主。在發布“五一口號”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覺地運用了這種協商議事的精神,十分注意聽取和尊重民主黨派的意見。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次日,毛澤東同志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沈鈞儒,專門就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一事提出:必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并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事先充分協商,才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成功召開,完成建國大業,同時也使得協商民主這一在中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的民主形式彰顯出具有中國智慧的獨特優勢。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及其組織載體人民政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其顯著優勢就在于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形成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機制,廣開言路,博采眾謀,集思廣益,增強合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對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提出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多黨合作舞臺極為廣闊,要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通過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完善政黨協商制度絕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誠協商、務實協商,道實情、建良言,參政參到要點上,議政議到關鍵處,努力在會協商、善議政上取得實效。”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思想,努力把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創造的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就是對70年前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這一歷史性事件最好的紀念。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