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基本思路、重大舉措，在過去5年偉大實踐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新時代做好宏觀調控工作的根本遵循。

新時代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提出新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時代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提出了新要求。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對傳統宏觀調控提出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傳統的以經濟總量和速度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提出挑戰。傳統宏觀調控對于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條件下經濟總量增長問題十分有效，但對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顯得力不從心。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聚焦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根本要求，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經濟發展環境變化要求重新審視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動能轉向新動能。這說明，隨著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經濟發展規律也隨之發生變化。宏觀調控不能再簡單盯住經濟增長速度目標，而必須將重點放在打造新的經濟發展動力、提高發展質量上。

經濟領域面臨的突出矛盾問題要求調整宏觀調控理念思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雖有總量性、周期性問題，但最為突出的問題在于供給側，表現為供給質量不高、結構不均衡、市場出清困難、發展動力不足。傳統宏觀調控側重于短期需求管理，不僅不能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反而可能使這些問題惡化。因此，突破短期需求管理框架，更多轉向供給側，更多采用結構性工具，加強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政策協調配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創新方向。

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要求全面提高宏觀調控戰略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要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這一戰略安排，要求突破“宏觀調控主要是逆周期總量調節的短期調控”的西方教條，克服宏觀調控短期化困境，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不斷創新各種政策工具，使宏觀調控在目標、手段、工具以及實施模式上與國家戰略規劃相匹配。

經濟環境復雜化要求進一步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宏觀調控不僅要關注穩增長，而且要關注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防風險；不僅要調整一般市場主體的經濟關系，而且要從制度層面調節各種利益關系。因此，過去“工具與目標匹配”的分類治理方法難以從根本上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統籌各項目標、形成調控合力。只有進一步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超越部門局限，突破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雙約束，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新實踐推動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規律的基礎上，在宏觀經濟領域不斷推進改革創新，保證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增添了重要內容。

5年來，我國在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領域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宏觀調控思路的調整、宏觀政策工具的創新以及關鍵時刻的宏觀決策是科學的、正確的。我國經濟發展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有力回擊了國際上“做空中國”“中國崩潰論”“中國經濟硬著陸論”等唱衰聲音，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2．7萬億元，年均增長7．1％，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1．4％提高到15％左右，經濟實力再上新臺階。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突破，大踏步朝著多年想實現而沒有實現的結構調整目標前進。5年來，消費貢獻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務業所占比重從45．3％上升到51．6％，成為經濟增長主動力；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持續保持年均兩位數增長，實體經濟結構顯著改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一些關鍵性、基礎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解決了很多難點問題，對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在惠民生方面，5年來，就業增長超預期，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證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不僅具有理論上的科學性，而且具有扎實的實踐基礎，是深入把握中國經濟規律、有效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理論基礎構建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是解決當代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總鑰匙。

5年來，宏觀經濟領域的各項具體創新，極大推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創新。首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實施力度。其次，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要求，創造性地將宏觀調控目標擴展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統籌各類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第三，破除西方危機管理的強刺激教條，放棄“大水漫灌”的調控模式，創造性地確立了區間調控思路，明確經濟增長合理區間，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采取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等新舉措。第四，超越西方教條，依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和經濟改革目標實施短期宏觀調控，確保短期宏觀調控保持戰略定力、服務于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局。第五，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重構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和制度環境。比如，把宏觀審慎政策作為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并行的三大宏觀經濟政策之一；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將社會融資規模納入中間管控目標，有效克服了過去簡單依據外匯儲備占款發行貨幣帶來的各種問題；對地方債務融資總額設定上限，加強地方融資平臺管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宏觀調控創造良好環境。第六，根據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宏觀調控不僅關注需求側，而且關注供給側；不僅著眼總量管理，而且關注結構性問題；不僅從一般性的政策實施入手，而且從體制機制改革入手；不僅關注短期波動，而且重視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和培育新動能；不僅關注金融風險，而且關注金融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第七，形成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證我們在進行宏觀形勢判斷、宏觀戰略把握、宏觀政策選擇以及具體政策實施過程中把握好時度效。

以新思想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現了革命性創新。當前，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創新和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宏觀調控的戰略性、系統性、協同性。要增強“四個意識”，堅決反對經濟工作中的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保護主義，防止不切實際定目標，更不能搞選擇性執行。應在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經濟形勢、決定重大經濟事項和中央財經委員會（領導小組）及時研究重大經濟問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領導小組）及時研究經濟領域改革問題等新制度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黨領導宏觀調控的信息匯總體系、研究分析體系、決策體系和實施執行體系，使之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

深化基礎性改革，為宏觀調控有效實施創造良好環境。宏觀政策傳導渠道不暢、實施效率不高是宏觀調控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應通過深化基礎性改革、改善宏觀政策傳導機制，為宏觀調控有效實施創造良好環境。例如，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增強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功能，通過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制度的防波堤功能，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高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市場秩序整頓提高宏觀審慎政策效率，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等等。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要求，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功能。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堅持質量和效率導向，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握好需求管理的節奏和力度，全面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在總量側、結構側、需求側、供給側等各方面的功能。增強國家規劃對短期宏觀調控的戰略導向作用，聚焦“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分解年度任務和指標，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政策協調機制，提升各種宏觀政策工具的預期引導功能。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與時俱進地理解“穩”與“進”的內涵。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宏觀經濟“穩”的標準和內涵不同，底線管理的標準也不同。同時，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深入推進，“進”的內涵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與時俱進地理解“穩”與“進”的內涵，根據當時發展形勢科學確定“穩”與“進”的具體目標。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