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他們還是不容易”

新京報：你如何找到這130名幸存者？

李曉方：我以前以為很好找，因為在我之前，已經有不少人做過這類口述史了。當我真正去調查的時候，才發現沒那么容易。

我先找到民政部門，結果民政部門說要保護受害者隱私不方便透露。好在我認識的幾個人，他們給我介紹了十多位受害者。后面我們通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名錄》來尋找，但里面記錄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已經去世了。

接著，我們篩選里面記錄的1930年以后出生的幸存者。我記得，剛開始，我一天甚至連一個受害者都見不到。一次跑到十個地方，七個幸存者都去世了，還有兩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就通過認識的南京的記者、報紙之類，還到街道居委會去問，就這樣通過各種手段一個一個找出來。

新京報：現在這些幸存者的生活狀態如何？

李曉方：南京大屠殺受害者，是我所見過的戰爭受害者中生活相對比較好的一群人。因為南京經濟發達，政府也對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比較關心，社區、街道經常到他們家來慰問。

民政部門每年會給他們發一筆補貼，他們看病除了有醫保報銷之外，剩下的由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給他們報銷80%，幾乎都不用掏錢。他們大部分人都在城里，子女們照顧得挺好，生活也不錯。也有個別的經濟條件、身體不好的。

新京報：對于那些老人，這就像是他們人生中的傷疤，他們愿意站出來口述經歷嗎？

李曉方：大多數人不愿意。我見過150多個受害者，差不多有40個人拒絕過我的采訪。有的家庭我連著去三次，還是被拒絕了。

他們一是覺得這些事過去了這么多年，之前也有過其他人采訪過；二是有些幸存者不愿意再提及過去的事情，他們和家人住在一起，接受采訪也是一種打擾。他們講起這些經歷，心里很難受，子女們也很反對接受采訪，還有人報警說我是騙子的。

見到他們還是不容易。我們去調查前，一般不敢提前打電話，硬著頭皮直接去敲門。我們會送些營養品，說看看他們，慢慢跟他們熟悉了，才進行采訪。

被撕裂的一生

新京報：這個過程中，誰的故事最觸動你？

李曉方：一位叫朱秀英的老人。她9歲的時候被日本人強暴。我這本書首發的時候她也來了，面對媒體講述她的經歷。

還有一位叫張秀紅的老人，經歷也非常慘。日本人沖到她家中，用刺刀對著她爺爺要“花姑娘”，她爺爺說沒有。日本人就用刺刀指著張秀紅說，這個不是“花姑娘”嗎？爺爺嚇出一身冷汗，連忙跪下來求他，說她還是個小孩子，放過她吧，鬼子不肯走，要用刺刀刺她爺爺。

為了保護爺爺，張秀紅被日本人拖到床上，扒褲子要強奸。她不從，日本兵把她的兩條腿拉斷了，下身也被鬼子撕裂了，在昏死過去的時候，被鬼子強暴了，留下了終身殘疾。

因為下身有缺陷，她生兒子時生了三天三夜，差點死掉，以后就不敢再要小孩了。一到下雨天，下身還疼得不能入睡。

這個事情對老人心理造成很大的創傷。她很怕看到抗戰劇，看到電視里的日本鬼子，她會渾身都顫抖，難以入睡，還做噩夢。你如果不小心碰到她的肩膀，她會嚇得不行。

新京報：像這樣有心理陰影的老人多嗎？

李曉方：我所知道的大屠殺受害者，心理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響。

有位老人叫時國鈴， 10歲時她親眼看見父母死在日軍的刺刀下，在逃亡路上，弟弟跟著一個和尚出家了，姐姐賣給別人家做媳婦了，她也到一個大戶人家做傭人，全家都散了。

年幼時的痛苦遭遇，使她性格大變，脾氣煩躁易怒，一個人孤苦地在敬老院里苦度余生。

還有位老人，叫賀孝和。南京大屠殺那年他才8歲，當時他們一家都躲到了附近的一個地洞里，日軍對著洞口用機槍掃射，把洞里的大部分人都殺了，他和奶奶一起躲在了尸體堆里才逃過一劫。

由于過度驚嚇，他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問題，得了精神分裂癥，使他一生都在痛苦和驚恐中度過。

這些幸存者們都需要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我覺得他們很需要陪伴。

打算成立抗戰受害者紀念館

新京報：未來你還有什么打算？

李曉方：受害者調查已經告一段落，已經到最后尾聲，我就慢慢整理出來出書。

如果我現在經濟上有這個條件，或者社會上有這樣一個團隊，我還會發動一個團隊去繼續做這方面的調查。因為我認為受害幸存者肯定還有沒公開身份的，現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單，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多年前調查基礎上的，目前，新出現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動公開身份的。

我還有一個想法，打算做一個抗戰受害者紀念館，包括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細菌戰等。我采訪時留了每個受害者的手印，向老人要了一些他們用過的物品，比如獎狀、杯子、眼鏡之類的，想更立體地用這些幸存者們的故事來重現當時的歷史，把它當成是全人類的災難記錄下來，能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

新京報實習生 楊林鑫 記者 付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