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的監護制度？在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看來，留守兒童就面臨著這一問題。“父母外出打工，七八十歲的老人為了生存還得下地耕田，怎么可能承擔起下一代的教育？”教育工作者出身的他，看到類似的情況非常痛心。

他直言：“在缺乏親情關愛的環境下成長，這些孩子有可能怨恨社會和父母，這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社會問題，” 他提出建議：“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修改中，完善監護制度方面應該更加明確”。

全國人大代表劉宏艷也提出：“建議制定留守和特困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法律，比如說以村級為單位，實行留守未成年人監護人登記制度，要求外出務工的父母指定有監護能力的親屬代為監管。”

現場專家在討論的過程中，非常關心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況，有專家就提出疑問，農村兒童營養餐的標準已經提到了4元，可為什么沒有再提高標準？

有政府部門代表現場就回應，其中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義務教育階段，對家庭經濟困難住宿生的補助，小學生是4元，初中生是5元；二是集中連片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涉及到699個集中連片貧困縣，一名學生補貼5元。

有的學生兩項疊加，能得到9元左右的國家補貼，不是集中連片的只能得到四五元。還有的學生不屬于這兩類地區，就沒有相應的補貼。

“有農村校長跟我說，存在一個現象，學校既有小學生又有幼兒園，小學生有的吃，學前班的孩子倒沒的吃。哥哥姐姐有的吃，弟弟妹妹看著吃。”作為政府部門代表，她也很無奈，“我們要推這個事，把貧困地區學前兒童的營養改善計劃提上去。”

如何更深層次解決這些孩子的問題？需要反思學前教育。賀優琳在會議現場，引用一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他指出，目前我國存在低端民辦幼兒園，有的教師一個月只有一兩千元收入，怎么可能帶著感情教書育人？

“我提了六年關于學前教育的提案，一定要辦好學前教育呀！”他舉例稱，甘肅省已實行了學前教育三年免費，陜西省也實行了學前教育一年免費。

湯素蘭是全國政協委員，也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她注意到我國的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比例失調的問題，“我在湖南調研，有一個市民辦幼兒園占到93.37%，公辦的只有6.63%。還有一個市，民辦幼兒園占到79%，公辦占21%，這已經算很高的公辦幼兒園的比例了。”

“學前教育不可能是強迫教育，但并不意味著政府要放棄辦學前教育的責任。”現場一位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表示贊同。

在湯素蘭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法》當中雖然規定對未成年人有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但是隨處可見都是有關人員、有關部門、有關方面，沒有真正的保護主體，責任主體不明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馬憶南從專業角度強調：“《民法總則》里很多條文都提出被監護人的最大利益、最佳利益，尊重被監護人的意愿，這些最新的理念要體現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當中。”

她表示：“怎么理解兒童的最大利益，放在具體的問題上怎么理解？這種遷延性，在修法的過程中要做很多工作。”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國玲認為，《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需要注意一些原則，比如有提兒童最大利益原則，還有提“雙保護”原則，既要保護少年，又要保護社會，少年實施了嚴重的犯罪行為，就要給予刑罰的制裁，也要保護社會。

她坦言：“這樣‘雙保護’的提法等于沒有保護。從未成年人保護的角度來講，還是少年保護為第一大利益原則，所以在修法過程中一定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