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1929年出生,祖籍浙江奉化,史前史學家、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省考古學會會長、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際博物館協會會員、英國圖書館協會會員。主要著譯有《世界上古史綱》(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合著)、《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特約編輯)等,此外還發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鮮半島支石墓的比較》《關于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幾個問題》《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時代五島列島和明州的關系》《臘瑪古猿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蒙昧時代低級階段是從猿到人的過渡時期》《論古典奴隸制是否奴隸制的典型形態》等數十篇論文。他參加翻譯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被學術界列為30種中文史學名著之一。

作為教授,三尺講臺前,學生們猶記“他講課時用德文、英文、俄文、意大利文互相校勘史料”的那份瀟灑;作為專家,他在專業領域屢填空白,發布的創見一次次在學界引起震動;作為官員,他保護了眾多文物古跡,使浙江“文物大省”的贊譽當之無愧。

他就是中國文博界功勛卓著的名家——毛昭晰。20世紀90年代初,四川井研縣黃石坎發現的蜥腳類馬門溪龍科峨眉龍屬的恐龍化石新種,為表彰毛昭晰在文博事業上的貢獻,這一新種以他的姓氏命名為“毛氏峨眉龍”。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毛昭晰秉承著中國知識分子述往圣思來者、賡續道統和學統的使命,生命不息,奮斗不止。2009年6月,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毛昭晰等21位文博專家“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杰出人物”榮譽稱號,表彰決定這樣寫道:“盡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始終心系文博事業,為文化遺產保護嘔心瀝血,奔走呼吁,實踐著他‘要為保護文化遺產奮斗到底’的錚錚誓言。”

一

1986年,一條新聞轟動日本史學界——《稻作農業傳播到日本的路線 中國學者提出新學說》。此前,日本史學界一直認為,稻米是從阿薩姆和中國的云南經華南、臺灣、琉球群島傳到日本九州的,而在日本島根舉行的松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毛昭晰提出了全新觀點:稻作農業傳播的先決條件是傳播者必須具備種稻技術,而琉球群島農業出現是800年前,讓當時以捕魚為業的漁民來傳播稻作農業,這是不可想象的。

毛昭晰考證后提出,稻作農業是從中國長江下游的浙江舟山經海路傳入日本的,其“江南道路說”很快得到日本學者的認同。

在韓國,學界一直認為稻作是從中國的東北傳入朝鮮半島的。1995年,毛昭晰應邀在漢城大學(今首爾大學)演講時提出新觀點:稻作農業是在史前時代從中國江南越過大海傳入朝鮮半島的,并列舉許多事例以證明。此論一出,韓國學界一片“嘩然”。

“嘩然”之后,韓國探險協會會長尹明喆博士等四位學者專門來驗證毛昭晰的觀點,他們從浙江鎮海乘竹筏向朝鮮半島漂流。首次漂流因遇臺風而失敗,1997年再次漂流歷時24天,終于成功登陸仁川。此事轟動世界,各國媒體紛紛報道。

自1978年起,毛昭晰倡議開設文物及博物館學專業,多方奔走,他當時執教的杭州大學終于從1981年開始招生。毛昭晰親自制訂課程計劃,親自授課,為日后浙江省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培育了大批人才。

就在毛昭晰縱橫馳騁于專業領域并取得累累成果時,一紙任命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83年6月,浙江省委決定:任命毛昭晰為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

但毛昭晰舍不得講臺,一開始拒絕了這一任命。浙江省委耐心做他的工作,同意他關系留杭大,邊教書邊兼職。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昭晰同意了。

一個本可獨步學界的優秀學者,不情愿地走入仕途,卻成為浙江文物界的大幸。正是這一紙任命使浙江這個“文物大省”的大批古城、古鎮、古文物在城市化狂潮中免于被毀。

一上任,毛昭晰便深陷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的劇烈沖突之中。

剛踏進辦公室,電話就急劇地爆響起來:“毛局長嗎?我是寧波的文保員,他們在拆月湖庵啊……”電話里的聲音焦急萬分。

電話是寧波市一個叫王奎堂的業余文保員打來的。

寧波市區有個月湖,月湖旁有個月湖庵,400多年前,日本畫圣雪舟居寧波時常去此處,這是一個重要的文保單位。

王奎堂上班途經月湖庵時發現,農民工正在月湖庵房頂扒瓦片,月湖庵怎么能拆?忙趨前詢問,農民工說,有關部門要求他們一周內將月湖庵拆除。王奎堂急了,忙趕到市文物局,局長無奈地說:我們已無力制止,只有找省文物局的毛局長也許還有救。

毛昭晰頓感問題嚴重。他馬上給寧波市長打電話制止,隨后又給分管副市長打電話:“月湖庵拆除有沒有報批?未批就拆,這是嚴重違法的事件!不能拆啊,馬上停下來!”

在毛昭晰的制止下,月湖庵拆除工程停下了,但三進樓宇的第一進已被拆掉。

同樣是寧波,為建公園,決定將張蒼水故居搬遷。毛昭晰聞訊立即打電話,勸說寧波放棄搬遷。他說:“張蒼水是民族英雄!他的故居已有400多年歷史,是重要的文物,不能拆!”寧波方面辯解說,異地重建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他嚴肅表示:“異地重建就是對文物的破壞!”

張蒼水故居保下來了。后寧波盛傳,張蒼水故居沒拆“是因為一位領導發脾氣拍了桌子”,這個“拍桌子”的領導就是毛昭晰。毛昭晰聞訊苦笑了,他哪會拍桌子,保護文物的事不是“拍桌子”能解決的,更多時候需要求人。

1985年,毛昭晰視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所見景象使他非常痛心。

1973年,余姚河姆渡考古發現轟動世界,400平方米的古糧倉內堆放著120噸稻谷。世界考古史記載,最早發現水稻的記錄是印度和泰國。河姆渡的發掘改變了這一記載,出土的水稻距今7000年,比印度和泰國都早,河姆渡因此被稱為“古代水稻圣地”,稻谷首先由印度和泰國發現的歷史被改寫。日本人更是把河姆渡奉為“世界水稻圣地”。

然而“圣地”正在被世俗侵蝕:河姆渡遺址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僅4戶人家,到20世紀80年代已繁衍成兩個村莊40多戶和3個工廠,轟動世界的遺址正在被蠶食。

一個省文物局局長,沒有決定行政區域搬遷的權力。毛昭晰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對文物很重視的老省長李豐平,遂登門拜訪。

聽了毛昭晰的匯報,李豐平坐不住了:“走,我們一起去看看。”

現場座談會召開了。會議決定,遺址現場的村莊和工廠限期搬遷,經費由省、市、縣三級財政解決。更使毛昭晰振奮的是,就在這次會上,他關于建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建議得到通過。

1993年,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

1986年某日,一位長者走進毛昭晰辦公室,遞上了一封由紹興四位社會賢達聯合署名的《為保全紹興市秋瑾紀念碑的緊急呼吁》。

讀罷此信,毛昭晰眉頭鎖緊。

紹興,一個具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古城的文物也面臨危機。秋瑾紀念碑矗立在紹興市中心的解放路上,有人認為妨礙交通,市里決定搬遷。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投書者是邵鴻書,紹興稽山中學校長。“秋瑾紀念碑不能拆啊!”老人對毛昭晰說。

“絕對不能拆!我一定不讓他們拆!”毛昭晰堅決地說。

送走老人,毛昭晰撥通了當時正在紹興市有關領導的電話。但得到的答復是紹興市長辦公會議已作出決定,搬遷恐已無法避免。

情況緊急,刻不容緩,毛昭晰馬上驅車奔赴紹興。

毛昭晰找到紹興有關領導游說,陳述的理由很充分:秋瑾是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難后,靈柩和墳墓11次被遷,這樣一位為民族犧牲的烈士,不能讓她的遺骨都不得安寧。秋瑾1907年被清政府殺害后,是周恩來總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議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紀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處”——她就義的古軒亭口,蔡元培寫的碑文,手書碑文的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

這樣一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文物,絕對不能拆。

有關領導解釋,搬遷是為了市民出行更方便。秋瑾就義未必就是現在的軒亭口,遷移是為了更好保護。毛昭晰則堅持:秋瑾就義的地點,紀念碑碑文寫得清清楚楚,是秋瑾的“正命之地”。秋瑾是革命先烈,我們后輩要對得起這些先烈,保住秋瑾紀念碑就是保住中華民族的正氣。

毛昭晰通過各種途徑做工作,回杭州后又火速給紹興市發函,制止搬遷。一系列工作終于產生效果,秋瑾紀念碑保下來了。

毛昭晰保護秋瑾紀念碑的事傳開后,在文物界反響強烈,在紀念秋瑾逝世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山東大學教授郭延禮、長春師范中文系教授郭長海當著全體與會者的面,起立向毛昭晰鞠躬致敬,表達他們對為保護文物作出重要貢獻者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