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標點符號,今天的文章不知該怎樣寫,書也不知該怎樣讀。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標點符號的,古代讀書人首先要下“句讀”的功夫。其實,古代的外國人也不用標點符號。新式標點符號,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現并推廣使用的“新事物”。

中外古代基本不用標點符號

中國古代的文字里,有標點符號嗎?

應該說,有,但是不常用。中國古代的文言文典籍中,大多數是不用標點符號的。

不用標點符號,不等于說不用斷句。這個斷句,是要讀者自己來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視斷句訓練。《禮記·學記》記載:“一年視離經辨志”,即學生入學一年就要考核“離經辨志”的能力。所謂“離經”,是指離析經文文句,也就是斷句;所謂“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內容。

其實,離經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標點文言文的過程就是提高閱讀能力的過程。標點有誤,反映出對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錯誤。只有反復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義,才能正確地標點斷句。

古人把閱讀文章的斷句功夫,叫作“句讀(dòu)”。私塾老師教授學生時,紅筆斷句,學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讀,就能夠通讀文章。句讀的基本原則就是“語絕為句,語頓為讀。”即語氣結束的地方為“句”,用圈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作“讀”,用點來標記。古人常用“可圈可點”一詞,贊頌某位歷史人物的功業。

我國也有一些古代的典籍,在抄寫出來或印刷出來的時候,就把句讀標出來了,這是說我國古代也有標點符號的原因。但是,這樣的標點符號很不規范統一,隨意性很大,而且使用得也很少。

其實在古代,不光中文沒有標點符號,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也都沒有標點符號。為什么古書都沒有標點符號呢?學者梁文道先生曾給出過這樣有趣的解釋:

古代書的產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書的種類也很少。羅馬帝國時代一年只能出產一兩百種書。中世紀末期有個歐洲最博學的學者——他一輩子也只看過800多本書,所以古人的博識與今天是不一樣的。大家都說孔子很博學,但那時候有幾本書呢?古人講究的博學是深讀,用英文說就是一兩百本書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讀的書了,所以要慢慢讀、一個字一個字讀,讀完再讀,一遍遍體會字里行間的意思——很快讀完,以后沒得讀豈不很痛苦?

古代為什么沒有標點符號?因為他不需要讀那么快。標點符號的流行只是近兩三百年間的事情。標點符號是怎么誕生的呢?它其實是一個商業行為的結果。五六百年前,歐洲出現了古登堡印刷術,書籍出現并成為最古老的工業產品,進入市場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慮,印刷商也就是書商就想做大量印刷來攤薄成本,于是他們發明了標點符號,讓書變得更容易讀、讀得更快。這還不夠,還要分段。

古人的書是沒有分段的,也沒有章節。今天我們看《論語》,一篇與另一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卷只是物質上的單位,竹簡不夠了,再換一卷繼續寫。中國古代的書是這樣,印度、阿拉伯、歐洲的書也是這樣。印刷術出來之后,出版商才開始給書籍做段落篇幅的劃分。

新式標點符號是新文化運動一部分

我國現在通用的標點符號,是在我國古代的“句讀”“圈點”等標點和符號的基礎上,再引進西方國家的一些標點符號,經過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即學習外國的技術,以對付外國的侵略。要學習,先得了解。西洋標點便在這個時候傳入中國。

清末的外交官張德彝,是我國第一個介紹西方標點符號的人。張德彝祖籍福建,漢軍鑲黃旗人,同文館英文班學生,曾先后八次出國游歷,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為名的日記體裁的聞見錄。同文館是清政府為培養洋務人才而設置的一所近代外語學校。張德彝隨浦安臣使團出使歐美,1868-1869年寫出《再述奇》(今名《歐美環游記》)記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國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見聞。其中有一段對西洋標點符號的敘述,是我們見到的最早介紹西洋標點的文字。

在中國第一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著書立說的人,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嚴復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異。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漢話》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標點符號,這對中國語言文學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而大張旗鼓地號召在社會上推廣使用標點符號,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為主要內容的書面語革新運動,有不少文章、書信提到了使用標點的問題,開展了使用新式標點的討論,在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17年5月,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觀》,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主張。《新青年》雜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喉舌”,自創刊之日起,一直堅持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胡適,對新式標點符號的創制實施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學期間,胡適曾先后擔任《學生英文月報》《留美學生季報》等刊物的主編,同時還進行了一些學術著述。1914-1916年他曾在日記中多次記下自己對創制新式標點符號的設想,這些日記先在友人中傳閱,后來收入《藏暉室札記》。1915年8月,胡適應《科學》雜志之約,作《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凡三晝夜始成,約一萬字”,全面闡述了他對句讀及文字符號的理論思考,并且進行了符號的實際創制。1918年胡適在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對這套符號進行增刪改易,使之成為我國第一部國家頒行的標點符號方案的雛形。

1919年4月,北京大學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胡適六教授,聯名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提交《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大會議決通過。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準了這一議案。訓令指出,議案內容“遠仿古昔之成規,近采世界之通則,足資文字上辨析義蘊、輔助理解之用”,并轉發所屬各校“傅備采用”。

議案的頒布,標志著新式標點由個人提倡走向國家推行,走向法治,這極大地推動了標點的使用和普及。上世紀20年代,除在白話文中繼續推廣使用新式標點外,還出版了一批古典名著的新式標點本。如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汪原放標點的《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標點古書迅速形成風氣,新式標點一時成了時尚。正如陳望道在《新式標點》一文中所說:“新式標點現今算是一件時式的東西了,一部舊書,單加幾個標點便可以賺錢了!時代底進步,真快啊!從前胡適之在《科學》、陳望道在《學藝》、高元在《法政學報》、項衡方在《東方》一類雜志上勸用新式標點的話,早已是日本女人手里的‘勸女人放足歌’了!”

曾經被守舊派視為“洪水猛獸”

然而,新式標點符號誕生之后,卻被當時的守舊派視作“洪水猛獸”,不斷遭到其謾罵和圍攻。魯迅先生在1934年寫的《憶劉半農君》一文中,曾這樣寫道:“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

“五四”時期,復古派的代表林琴南一方面竭力反對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拒絕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在翻譯外國小說時,他寧可用“此語未完”四個字,也不肯用一個簡單、明了的省略號。

1924年,有個叫張耀祥的搜集了一些新詩中的感嘆號“!”,聳人聽聞地說什么“縮小看像許多細菌,放大看像幾排彈丸”,是“消極、悲觀、厭世情緒”的表現,并把使用這種符號的白話詩誣之為“亡國之音”。

1927年12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舉行“甄別考試”,索性恢復文言,禁止使用新式標點。這些倒退行徑理所當然地受到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反對。魯迅曾在一系列雜文中列舉中國古籍中的許多例子,證明文言文精煉雖精煉,簡約雖簡約,但是由于語法不精密,缺少標點符號,結果有時詞不達意,歧義迭出,叫人容易發生誤解。他大聲疾呼“須用新式標點”。郭沫若則在一篇文章中說:“言而無標點,在現今是等于人而無眉目。”

在進步學者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1930年教育部頒布了《劃一教育機關公文格式辦法》,從句讀、行款、用語幾方面統一機關文牘;1933年,行政院和國民政府分別發出通令和訓令,要求采用“簡單標點辦法”。這些文件都擴大了標點符號的影響,促進了標點符號的普及。

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方面對原標點進行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標點符號用法》。共列標點符號十四種,包括句號、逗號、頓號、分號、引號、冒號、問號、感嘆號、括號、破折號、省略號、專名號、書名號、著重號。

20世紀60年代,漢字文稿的書寫和出版物的排印由直行改為橫行,某些標點符號的用法也有了新的發展變化,有必要對原規定進行整理。1987年初,國家語委成立《標點符號用法》修訂組,約請專家對原用法進行修訂。1990年3月,國家語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了修訂后的《標點符號用法》,共列標點符號16種,增加了連接號、間隔號。此后,在聽取各界意見后,國家語委、新聞出版署和國家技術監督局共同決定將《標點符號用法》制定為國家標準,并于1995年12月正式發布。

歷史爭論

“?”和“!”到底要不要?

問號、嘆號都不是我國固有的符號,卻是較早采用的符號。但是后來有人主張不要“?”和“!”。

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在“論句讀符號”的討論題目下,刊登了慕樓、胡適的通信。慕樓在來信中提出,文言虛字可以代替問號和驚嘆號兩種符號,說“文句圈點,如乎?么?呵!等,似近重疊。以中文‘乎’‘么’等即是‘?’之記號;‘呵’‘呀’等即是感嘆之記號也”。這種看法在當時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提倡新式標點符號的干將劉半農也曾有類似觀點。

胡適在回信中剖析了自己以前在《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中的類似主張,而后借錢玄同的話說:“這兩種符號(?!)都不可廢。因為中國文字的疑問語,往往不用上舉諸字;并且這些字有各種用法,不是都拿來表示疑問的意思。”接著舉例說,中國京戲里常有兩個人問答,一個問道“當真?”一個答道“當真。”又問道“果然?”又答道“果然。”倘若不用疑問符號,這四句寫出來便沒有分別了。再如《檀弓》上,曾子怒曰:“商汝何罪也!”這句雖用“何”字,卻不是疑問語,而是怒罵語,當用感嘆號。最后,胡適頗有感觸地說:“種種符號都是幫助文字達意的。意越答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號越完備越好。”

刨根問底

“?”是怎么來的

我國標點符號中的問號“?”原是從西方引進的。它起源于拉丁文中questio這個詞,意思是質問、疑問、問題。在問號尚未出現之前,每當有表示詢問的句式時,就在句子的末尾加上questio。后來人們為了書寫簡便,就取其開頭的一個字母“q”和最后的一個字母“o”,縮寫成“qo”兩個字母。不久又有人把“q”寫在上面,把“o”寫在下面。過了一些時候之后,又逐漸改變了寫法,草寫成“?”作為問句的標志。后來約定俗成,在問句中都這樣用“?”來表示,從此“?”就正式變成了一個標點符號,在世界各種語言中通用。

標點笑話

留,還是不留?

有一則很有名的故事:某甲前去拜訪他的朋友某乙,并且由于下雨使得他多停留了幾天。主人某乙終于變得不再歡迎他的朋友,但是仍然不想當著面撕破臉,因此他在門上寫下這一句沒有標點的話: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主人的意思是這樣的: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那位客人卻不知趣,對這行文字看了幾眼之后,還打上了幾個標點符號:“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于是又依然在這里吃住下去,弄得主人啼笑皆非。

大變戲法

古詩換標點立變小品

晚唐著名詩人杜牧寫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七絕,題目是《清明》。全詩是這樣的: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有人重新給這首小令打上標點符號,使小令變成了精巧典雅的戲劇小品: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

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編作往來

“請光寄標點符號來吧”

臺奧多爾·馮達諾是德國19世紀著名的作家。他在柏林當編輯的時候,曾收到了一位青年寄來的詩稿,全詩中沒有用一個標點符號。詩稿末尾還附有這樣幾句話:“尊敬的編輯先生:我對標點符號向來是不在乎的,這首詩中的標點符號,就請您幫忙填上吧。”

馮達諾看了詩篇和附言后很生氣,當即決定退稿。他在退稿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詩人:我對詩向來是不在乎的,下次來稿請光寄標點符號來吧,詩就由我來填寫好了。”

(本文寫作參考張培源編著《標點符號趣話》、袁暉等著《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