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一的痕跡

案發后，由于加拿大法律對犯罪嫌疑人的保護制度，張天一的個人信息并未對公眾披露，連孫鵬的家人對此都不知情——他們從沒見過張天一本人，也沒見過他在加拿大的母親、弟弟，以及他口中的“官員父親”。

我們只能根據身邊朋友的講述拼湊出他的信息：他1992年5月出生，出國前在山西太原生活，曾在山西財經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短暫就讀，后來到加拿大，根據他在人人網及微博上填寫的資料，他在加拿大就讀于西蒙弗雷澤大學。

在中國的登記系統里，他自己獨占一戶，籍貫為山西應縣，沒有同戶人員。他口中的“官員父親”成謎。

在太原，他也屬于開超級跑車的孩子。一位朋友回憶，張天一在太原開的車也是百萬以上，出手闊綽。他的圈子里，都是愛開跑車的人。但另一位校友則稱，張天一“能說會道，特別會幫人家洗腦、愛說謊、虛榮心強。”他曾謊稱能幫同學辦出國，每人收三五萬塊錢，結果事沒辦好，錢也沒退，只好逃到了溫哥華。

沒人知道他在加拿大過著怎樣的日子。但通過他和他妻子李雅然的微博，可以看到他常給妻子送禮物，都是愛馬仕、LV、卡地亞等名牌。

案發后，警察上門找到李雅然，李雅然稱自己對案子一無所知。

如果說孫鵬和張天一有什么共同的愛好，那估計就是跑車了。孫鵬跟朋友介紹張天一時提起，張天一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跑車的照片。

好友李欣怡知道孫鵬喜歡車，他會去關注和談論，但圈子里的朋友們都覺得“男孩子嘛，喜歡車很正常”。

一級謀殺？

在該案的一年多的調查、審理過程中，案情多次反轉。

最初，張天一作為第一被告人，被控四項罪名，分別是綁架、一級謀殺、綁架勒索贖金和對尸體不敬。孫家人在與加拿大警方溝通時，警方曾在2016年3月和11月向他們確認，張天一被判一級謀殺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今年2月，該案公開宣判前，檢方與張天一方達成一致，只承認較輕的誤殺罪，非法拘禁和勒索。據現行法例，誤殺罪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但一般會被判囚四至十五年，視案情而定。

2017年2月21日，在北溫哥華高院，法院宣判張天一獲刑十四年。

根據加拿大法律，在宣判前，嫌犯出庭時可以自由挑選所著衣物。張天一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

而此前的一年多時間里，他總是穿著紅色的無領囚衣出現，有時是真人，有時是在拘留所的視頻轉播。他的頭發、胡須都比此前要長。

在北溫哥華省法院窄小的法庭里，黑袍白領的法官問他，你是張天一嗎？他回答是。然后開始全程沉默，聽著中文傳譯為他翻譯法官和律師的發言。庭審結束時，再說一句OK。每每如此。他的家人也從未在庭上出現過。

孫家的代理律師郭靖說，張天一行使了他的沉默權，在幾十次提審中，他幾乎沒說過話。他拒絕陳述一切事情，包括當時別墅內的情況、同案犯的情況等，只通過律師釋放了少量信息。而西方法律尊重嫌疑人的權利，他不說，就無法強迫他。

沒有口供，加拿大警察只能通過通話錄音等少量的信息，進行漫長而困難的取證。他們無法知道封閉的地下室里發生了什么，或者張天一釋放的信息是否真實，以及其他同案犯到底是誰，現在在哪兒。“為什么說孫家的人極度地失望，因為警方的能力是有限的。”郭靖解釋。

“明明是他接近孫鵬，找他去別墅，打電話敲詐，搬運尸體，這都不能判他一級謀殺嗎？”從“一級謀殺”到“誤殺”，在另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里，孫家人完全無法接受這樣的反轉。

但根據加拿大法律，“一級謀殺”必須是精心策劃的預謀殺人。只有確定張天一在策劃綁架時就想置孫鵬于死地，才能判斷他是“一級謀殺”。如果沒有證據證明這點，那就只能是“誤殺”。根據他們的無罪推論精神，一切疑點的利益都屬于被告。

因此加拿大警方在結案陳詞中寫道，他們最終認定，張天一并沒有動手殺孫鵬，也不希望他被殺，但張天一確實把孫鵬送到了最終動手的那個殺手手里，并且謀殺發生時，他在場。在孫鵬死亡之后，張天一和其他人一起移動了孫鵬的尸體，試圖使自己與罪行絕緣。

飛赴溫哥華的孫鵬父母對此毫無辦法，富人的體面、國內的經驗在這里都失效了。他們只能一次次面見加拿大警方、檢察官，整天急躁地討論，或者窩在一個地方嗚嗚咽咽地哭。

這個案件中，參與策劃、綁架、運尸等過程的，還有7名加拿大籍男子。

另一疑犯Hiscoe目前也與檢方達成了一致，承認綁架罪。在聯合協議里，警方和他的律師都接受七年的有期徒刑。同案犯20歲的Dyllan Green及18歲的Jacob Gorelik，因為聲稱自己對搬運東西為何物并不知情，已經被檢方撤銷控罪。

直到宣判當天，還有至少四個涉案人員，無人知道他們的身份和下落。(文中楊青青、李欣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