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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木版年畫的傳人

在老北京傳統的紙馬年畫店，制作一張年畫通常要好幾位藝人師傅合作完成，如今張闊做年畫，卻是一個人包攬了所有的步驟，從選木料到制作木板，然后刻版，最后印制年畫，都是自己動手，這在木版年畫行當里還不多見。

“因為，北京會做這個的如今已經很少了。”張闊說這話的時候有些落寞。北京木版年畫已經列入區級非遺，張闊是唯一的傳承人。他也曾考慮收徒的事情，但是并不容易。和很多傳統文化及非遺項目一樣，年畫的沒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和它們相關聯的那種慢節奏的生活方式、人和自然的和諧溝通已經慢慢消失在這座都市中了。

張闊特別喜歡給客人或者來訪者講述有關年畫的故事，比如，驚蟄時分，吃梨的同時要貼張鐘馗，意在提醒人們春天萬物生發注意身體。還有“九九消寒圖”年畫，也是以前老北京人過冬必備，九個格子，每個格子包含九天代表一個單元，就這樣連數九個九天，到九九共八十一天，冬天就過去了。這消寒圖不僅可以數日子，還能記錄每天的天氣，預卜來年豐歉。隨著對老北京木版年畫的研究，張闊對傳統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想讓現在的年輕人能通過自己的木版年畫對傳統文化有更多的了解，這也算是對傳統的一種致敬。

張闊用了10年精心刻制了40多塊木版，印出來的年畫賣給了一些愛好者，數量不算多。一張多色套印的木版年畫光是印制就要一天的時間，他賣40元一張，和那些機器膠印賣一兩塊錢一張的年畫相比，似乎沒什么太大的市場競爭力，對此，他很坦然：“大批量生產沒關系，這也是一種需求，機器做出來的叫年畫，不能叫木版年畫，不過也挺好的。我不杞人憂天，只做好眼前事。”

張闊還悄悄向我透露，他正在做一件意義重大的事兒，他要把王樹村先生在書里記載的神像版畫全部刻成畫版，“有60多幅，算是留給后人作為傳承木版年畫的實物資料。”雖然這項任務工程量很大，但張闊表示“必須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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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刻出個二維碼

10年，幾乎放棄了所有的娛樂和應酬，每天在工作室里又畫又刻，讓張闊的年畫技藝不斷精進。再看他如今刻出的鐘馗像，衣帶飄飄，線條瀟灑自如，如行云流水，早已經沒有了當初的生澀。他以前的想法是挑戰了最難的，別的就簡單了，可是后來他發現自己大錯特錯，“由繁入簡”才是一件更難的事。

“線條繁復的圖案對刀工的技術考驗高，但是線條越簡單，圖案越需要神韻，又難上了一個境界。幾筆就把飄逸的感覺表現出來，是最難的。”張闊說，這必須得在刀法都熟練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拿刀跟用筆一樣，不用大腦想我這刀應該立著還是偏著，應該怎么拐，以刀代筆，難在境界上。”張闊的工作臺上放著十多把各種形狀的刻刀，各有各的用途，用哪一把，怎么用，他都了然于胸。

張闊的領悟，是對年畫，其實也是對生活。把生活過的簡單，心無旁騖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由繁入簡”是一種境界，也是一種享受。

張闊給自己的工作室起名叫做“匠人工坊”，表明了他對匠人精神的推崇和追求。“匠人，就把東西做到最好的水平，匠人精神是永遠不滿足自己今天所做的東西，有點接近藝術家，永遠在創新，隨著閱歷和知識增長做出改變。”

張闊說，他所追求的匠人精神，是把手藝做成“耍”的感覺。“這就叫玩意兒上身，怎么干都有，一把刻刀，想刻什么刻什么，別人看著你不累，自己也覺得是享受。”結果，張闊耍著耍著，“一不留神”就刻出個新鮮玩意兒——二維碼。

他在刻好的“金雞報曉”木版上刷好紅色顏料，用特制的刷子來回刷了幾遍，一張單色年畫就印制好了，他拿起兩個方形章往上一蓋，說：“請關注我的微信和公眾號。”大伙都樂了，紛紛拿起手機掃年畫上的二維碼，“滴”的一聲，順利掃碼。

“原本是耍著玩的，想看看能不能把二維碼刻出來，這個還真不好刻，稍微有一點偏差都不行。刻好之后，我試著拿手機掃，聽到那一聲‘滴’的時候，我覺得比聽見貝多芬的音樂都好聽。”他有些小小的得意，高興得像個孩子，“這個挺好，傳統手藝人也要與時俱進，您說是不是？”

在這個行當里做了十年，張闊對“堅守”有不一樣的理解，傳統手藝需要傳承和堅守，但題材和表現形式可以創新，“畢竟現在的人跟以前喜歡的東西不一樣了”。

去年，他和中央美院的學生合作了一個“門神”項目，學生們把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相結合，年畫里的門神拿著杠鈴、掃帚，甚至ipad，憨態可掬，還做成了撲克，引起了不少年輕人的興趣。張闊由此受到了啟發，想到了一個“字庫”創意，組織愛好者用木版刻字，做成一個常用字的活字庫，這樣就可以自己動手，把喜歡的詩或者文章印制出來，成為獨一無二的版本。“這種事就是年輕人常說的刷存在感吧？”張闊最近學了不少新名詞。

十年來，張闊以自己的微薄之力重拾年畫傳統，年畫也改變了張闊的人生，讓他變得更為平靜而快樂。“因為在做這事的時候，自己處在一個靜的狀態，雖然不能達到佛家說的禪定的境界，但是靜下來的時候就心平氣和，就會覺得高興。”（張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