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控城市規模通過限制土地使用，采用苛刻的入戶和入學條件，來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這種做法只能暫時減少需求，但是這種減少需求的方式是違背經濟規律和不可持續的。相反，嚴控城市規模的政策使得很多城市的土地供應不足，反而推高了房價。合理的做法是通過增加供應和加大基礎設施投入來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

如果北京、上海城市真的居住了5000萬人，如何解決居住和交通問題呢？方案之一是開發和建設郊區，并用高速軌道交通將城市中心與郊區、郊區與郊區之間連接起來。目前的郊區軌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鐵，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際高鐵。從郊區的發展來看，建設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區高鐵，才具有更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比如，在日本，橫濱距離東京市中心不到30公里，兩地就是通過只停1到2站的高速列車連接。為了進一步減少通勤時間，郊區的衛星城，可以規劃商業和教育資源，混合居民區、商業區、辦公區、學校和醫院等，而不一定要集中建設商務中心。新加坡就通過在居住區附近規劃購物、學校等各種便利設施大幅減少了通勤時間。萬達商業地產的成功之處就是把辦公、商業、酒店混在一起集中開發。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合理規劃和開發郊區，并建設便捷的高速軌道交通，可以大大提高住宅有效供應，抑制這些城市，尤其是其郊區的房價。在充分利用郊區土地資源的情況下，郊區的房價可能只有市區的三分之一，那樣就可以繼續保持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而不是讓高房價成為阻擋優秀人才的門檻。

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為集聚效應，更多有進取精神也有條件的人聚集在一起，會激發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并提升效率。就像我們不應刻意阻止年輕人創業一樣，也不應阻止年輕人去大城市實現自己的夢想。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升級的挑戰，尤其需要創新來推動，而大城市則是最具有創新經濟的引擎。現在中國幾乎各個行業都面臨產能過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資方向。對三四線城市的投資收益已經越來越低；唯有對一二線城市的投資還有比較高的回報率，在這些城市的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拉動內需和消化產能的良藥。

大城市有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更有良好的職業環境，能夠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這些人需要家政、保潔、保安、快遞等各種服務人員。大城市不僅能創造很多高技能的就業機會，更能容納很多低技能的就業機會。如果大量的農村人到大城市工作，即使他們在大城市只能從事各種相對低技能的底層工作，他們的家庭收入和未來的出路也要遠比留在偏遠的農村更好。因此，放開戶籍限制，讓更多外地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不僅能促進中國的創新和經濟發展，縮小貧富差距，還有助于緩解目前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