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為例，該市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局級副職以上的干部(含非領導職務干部)，人民團體、依法受權行使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中相當于局級副職以上的干部(含非領導職務干部)，市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領導班子成員均列入規范范圍。

領導干部職位不同，對其要求是否有差異？

市級領導干部：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經商辦企業；

正局職領導干部：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子女及其配偶可在遵守“四不規定”前提下經商辦企業；

局級副職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可在遵守“四不規定”前提下經商辦企業；

市委政法委、公檢法系統市管干部：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子女及其配偶可在遵守“四不規定”前提下經商辦企業；

(“四不規定”包括：不得在領導干部管轄的地區或者業務范圍內經商辦企業，不得在領導干部曾經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地區經商辦企業，不得與領導干部曾經擔任過領導職務的企業開展經營活動，不得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活動)

……

梳理北京市的規定，一個顯著特點是：對市級領導干部要求嚴于正局職領導干部，對正局職領導干部要求嚴于副局職領導干部，對公權力比較集中的市公檢法領導班子成員要求嚴于其他單位領導干部。

比照其他試點地區的規定，進一步得到證實：領導干部職位越高、權力越大，要求越嚴。這也體現了重要干部重點管理的原則。

規定出臺后，相關領導干部如何遵照執行？

5個試點地區都明確提出，領導干部必須按照規定要求，如實填報相關材料，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向組織作專項報告。不少地方還要求，在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進行明示。

北京市還特別提出，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發生變化的，應當在事后30天內填寫《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表》，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向組織報告。對無法判定是否屬于經商辦企業行為的事項，也要進行填報，由組織人事部門依據有關規定予以審定。

重慶市規定，領導干部應當向市委組織部填報專門的經商辦企業情況登記表，將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納入巡視監督內容。

新疆則要求，領導干部要在個人事項報告、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上說明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擬提拔任用的領導干部也要專項報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

規定執行情況，如何核實核查？

制度的威力在于執行。為確保規定在實踐中真正釋放力量，各地都明確列出了相應的監督手段：一是核實，一是抽查。也即，對填報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有經商辦企業情況的領導干部進行專項核實，對填報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無經商辦企業情況的領導干部按照每年20%的比例進行抽查。重點核查是否存在漏報、瞞報情況。對干部群眾舉報的有關線索，由組織部、紀委機關依紀依法進行核查。

不符合規定要求如何糾正？違規后組織上如何處理？

制度的籠子扎緊之后，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就應當予以糾正。如何糾正？答案是“一方‘退出’”。例如，上海市就在規定中明確，“對違反規定所列情形的領導干部，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動退出所從事的經商辦企業活動，或者由領導干部本人辭去現任職務。對不如實報告或者未及時糾正的，按照有關規定給予領導干部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涉嫌違法的，移送有關機關處理。”

明面上的制度漏洞堵上了，個別心懷僥幸之人會不會使出新花樣？比如，瞞報虛報、轉入地下等。對此，各試點地區早已給出對策。

新疆明確提出了“兩個不得”的規定：受讓方不得為出讓方的近親屬，不得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以明顯高于市場價格出售或轉讓。

廣東在規定中指出，對搞虛假退出或在退出時搞利益輸送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

重慶也明確，對以委托代持、隱名投資等形式規避本規定的，對搞虛假退出或者在退出時搞利益輸送的，依紀依法嚴肅處理。

北京市委組織部負責人此前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在辦理親屬退出經商辦企業行為時，市委組織部將會同工商、稅務等部門，對是否存在虛假退出或在退出時搞利益輸送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將請第三方機構進行查驗。對不如實申報，或者弄虛作假試圖規避規范，以及借機謀取私利的，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據報道，規定實施一年期間，上海對全市1802名省部級和司局級干部進行了全覆蓋的專項申報，經核實甄別182名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被納入“需要規范”的范圍，其中10人被免職、10人被調崗，1人辭職，另有3人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韓亞棟 | 美術設計 王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