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執(zhí)法如何嚴

問題三:去年末,杭州第一部關于生活垃圾處置的地方性法規(guī)——《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條例中有不少被稱為“史上最嚴”的規(guī)定,其中包括個人未按要求做好垃圾分類的,可能被處以50元到200元罰款等。一些委員提出,目前這部條例還難見明顯效果,期待加大執(zhí)法力度。

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省政協委員、臺州市路橋區(qū)副區(qū)長毛新宇指出,針對生活垃圾處置難點和關鍵點的餐廚垃圾,我省在2015年就出臺了《關于全省餐廚垃圾資源化綜合利用行動計劃》,但該文件的層級效力還是較高,且工作目標、措施多為倡導性,彈性空間大,落地較難。

他建議省政府應將其列為長期重點工作和為民辦實事工程,并將其納入市縣考核指標,強化剛性約束,像抓黃標車淘汰一樣立下軍令狀,確保該計劃確定的2020年目標真正實現;同時建議省政協將其列為年度專題民主監(jiān)督或重點課題調研;并加大對這一行動計劃本身的宣傳,增強社會知曉度,引導公眾參與監(jiān)督。

毛新宇還提到,我國2008年出臺的《循環(huán)經濟促進法》已經從法律上明確了生產者的延伸責任,但這一制度在一些地方并沒有落實,希望我省能加快地方立法,真正落實生產者的強制回收責任,特別是電池、燈泡、小家電生產企業(yè)和玻璃、泡沫包裝物生產企業(yè)。

界別群眾代表、杭州市環(huán)保志愿服務總隊副總隊長孫毅希望,在加大社區(qū)工作力度之外,應將商業(yè)綜合體等垃圾產生大戶作為關注重點。

省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副主任裘小玲則提出,機關部門、企事業(yè)單位要積極行動、自覺帶頭。

源頭生產怎么控

問題四:垃圾處理是一項系統(tǒng)性工程,如果商務部門在市場源頭沒有主動提供凈菜,保健品包裝還很繁雜冗余,電子產品制造商沒有回收電池,這些都會影響垃圾分類的效果。垃圾分類并不是分類做好就好了,源頭應該怎么控制值得研究。

省政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特邀委員李泓蘭,是在浙江工作生活20多年的臺商。她說自己在見證浙江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同時,也看到浙江垃圾每年平均增長近10%的嚴峻形勢。

在她看來,分類,只是在垃圾產生之后,為了實現更大的資源化利用而采取的措施。從源頭就減少垃圾的產生才是最該努力的。李泓蘭提到,浙江也可先從商戶以及有條件的地方開始,根據“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按照垃圾的產生量收費。

“雙十一”臨近,省政協委員時連根把目光投向了快遞包裝垃圾污染。他了解到,由于快遞過度包裝以及回收再利用率低,快遞包裝垃圾量驚人。據統(tǒng)計資料,2015年我國快遞業(yè)務量累計完成206.7億件,消耗29.6億條編織袋、82.6億個塑料袋、99億個包裝箱、169.5億米膠帶,產生的包裝垃圾總量約400萬噸,并且我國快遞業(yè)務量還在以年均約50%速度增長,不少材料有毒有害、難以降解。

為此他建議,應盡快建立健全快遞包裝標準,制止有害過度包裝,建立垃圾分類回收體系,做到快遞包裝循環(huán)再生利用。同時在包裝材料上,選用可降解、可再生的材料,從源頭上減少有害包裝材料的使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