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同將5瓶降壓藥，200多粒，一把把抓著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給父母發了一條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們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進‘四院’。”

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來患有高血壓，母親在一旁照顧他，什么也沒問，只是不斷地嘆氣。

他找過心理咨詢師，想吐露心聲，卻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傾訴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過去的情況下，心理咨詢師告訴他患上了抑郁癥。

七

對于一些2007年、2008年進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來說，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歐洲讀博士，有人考上公務員，有人進了蘋果公司，有人進了央企，也有人成了軍官，還有人耽誤了多年的時光后，仍在大學里念書。當然更多的人銷聲匿跡，失去了聯系。

盡管當時并沒有留下聯系方式，但很多當時的盟友還是在“楊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系方式，組成各種小群體。

在貼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曬出自己穿著佩有上尉軍銜的軍裝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現在過得很好，楊永信我既不感謝你，也不記恨你。”

碩士畢業的劉思恩在“如何評價楊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楊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評論他“腦子被電糊了”。

劉思恩說，當時央視拍《網癮之戒》的時候他就在“四院”現場，他怕說錯話，有意避開了所有鏡頭和采訪。他認為《網癮之戒》真實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態。

他說，也正是那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自己。

劉思恩還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那些至今對‘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沒啥大出息，而出來后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對那個地方不會抱有太大的負面情緒。”

在他看來，不反對“電擊療法”的《戰網魔》和批判“電擊療法”的《網癮之戒》這兩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壞留給后人評。”

曾經進出“四院”13次的謝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四院’并沒有說的那么殘忍和惡毒，想想里面有哪個孩子是善類，有哪個不是自私享樂不顧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開那段往事。有人承認，自己那個時候確實年少無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記者，“不要騷擾我，只想安靜地生活”；還有人無奈地說，“過去的傷疤就不要再去揭開，要不然只能破壞親情。”

甚至還有盟友對記者說，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無藥可救，只有送去“四院”這一線生機的話，他也會嘗試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讀大學時選擇了法律專業，想以憲法的名義，控告網戒中心侵犯人權，可最后自覺勢單力薄而放棄。

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那些電擊治療儀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惡魔，因為父母只想把孩子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哪怕就是電也要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