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剛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說的一句話,讓我感觸良多,“無論走出多遠,不能忘記為什么而出發。”我的爺爺嚴濟慈95年的人生,就是遵循這樣一條信念的寫照。無論走出多遠,他不忘初心;不論走到人生的何種階段,他都以科技報國的信念,躬耕前行,作為畢生的追求。

“國家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作為科學工作者,就要用畢生的精力,將科學的種子深耕中國土地,用科技之光給中國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看到科技發展對于老牌發達國家的推動和發展中的自信,爺爺這一代科學工作者矢志不渝的信仰與推動他們不畏磨難與艱難險阻前進的動力就是:科技報國。這也是爺爺1948年加入九三學社、1980年在79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內心最素樸的愿景。

爺爺生于1901年的舊中國,作為浙中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五個孩子中的老大,爺爺是家里唯一得到正規學校教育的孩子,一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縣小、城中、東南大學,并于1923年靠自己的稿費和老師們的資助,走出國門,赴法國留學。彼時與爺爺一個時期在法留學的,還有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等領導中共早期及日后發展的風云人物,還有徐悲鴻、巴金等馳騁藝術殿堂的大師。1927年,爺爺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拿到學位,爺爺即回到國內,受聘于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任教數學系、物理學,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論實業研究所籌備委員。

1928年,剛剛回國一年的爺爺,辭掉月薪880銀元的高校教職工作(當時中國普通家庭的年支出是50銀元),又再次赴法留學。臨行前,他對挽留他的同事、學生說了這樣一番話:“我此次再赴巴黎學習,為的是更加地充實自己,為的是要在回國以后,讓科技在中國的大地上扎根發芽,讓我們的后代不要再到其他國家去留學,要讓他們想方設法地到中國來留學。”

而隨著歲月的綿延向前,切身感受到科技發展帶給一個國家的自信自立自強,爺爺留在我兒時、年輕時代的一些印記,越發讓我對爺爺這一代開拓我國科技事業的愛國科學工作者既愛又敬,這也促使我在2004年主動申請加入了九三學社。

爺爺參與政治的道路始于1937年,此前,他為自己規劃的人生,是做一名專事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就像他崇拜的居里夫人一樣。而從爺爺獲得博士學位到1937年的這十年間,爺爺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已被外國學者關注到。但1937年5月,爺爺代表國家出席巴黎國際文化合作會議,當聽到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起全面侵華戰爭后,爺爺特別憤慨,他在大會上公開譴責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隨后,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的推薦下,他又和中共領導人吳玉章、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教授聯絡,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爺爺愛國的舉動,也讓他遇到了麻煩,他參加完會議,不能回到日本侵略者占領的北平了。于是,爺爺取道越南河內到達昆明,暫時放下了自己的科學研究,主持籌建了北平研究院駐昆明辦事處。

在昆明期間,為適應戰時需要,爺爺帶領北平研究院昆明物理研究所的人員,投入軍需用品的研制工作。在條件十分艱苦、設備極端簡陋的情況下,爺爺親自動手研磨鏡頭,測量焦距,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無線電發報機穩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供我國軍隊和盟國英國駐印度軍隊使用,還制造出500臺1500倍顯微鏡,供后方醫院和科研教學的需要。在這段時間,他還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光學工人,為后來新中國第一個光學精密儀器研究所的建立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