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的哲學思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他清晨早起洗臉時，聽見窗外公交車的行駛聲自遠而近又自近而遠，他就想到：“我知道，實際上公交車的聲音并沒有變化。……因為我知道我聽到的聲音大小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聲音的大小，一是聲音離我的遠近（當然還有我的聽力如何，此處只談外部因素）。我所聽到的聲音變化不是它本身的變化，而是它與我的距離的遠近的變化，因此，我不會因為我所聽到的聲音變化就斷定公交車在行駛中聲音是忽有忽無，忽大忽小。我知道當汽車穩速行駛時，其聲音基本上是不變的。——這是感性認識中包含理性因素的一個恰當的例證。”

春節到了，姐姐一家、保姆小蒲一家連同我家和兩個老人一起聚餐，父親高興地說：“四家人各坐一邊，圍著桌子團聚了，好不熱鬧。”姐姐的女兒接口說，不是四家人，是一家人。我們都說她說得好，父親回答說：“我說的是小家，你說的是大家。”接著父親滿含哲理地說：“但愿大家似小家，不要小家似大家。”

餐后家人圍坐打麻將，父親也被我們拉上桌，盡管輸贏的不是錢而是一堆黑白圍棋子，但仍然是風水輪流轉。晚上靜下來后父親寫道：“世事如麻將也。各種博弈中，均有偶然與必然二因素，唯比例不同而已。在沒有作弊的條件下，我估計對面下棋（各種棋類），技術、主體狀況（必然）與偶然之比大致為90∶10，橋牌70∶30，麻將30∶70，純賭博10∶90。”由此，父親想到了人生：“個人達困、家道興衰，棋乎，賭博乎？偶然必然均有，比例則難言也。”

哲思于父親，就像他須臾不離的眼鏡，幫他看清眼前的一切。但有時，理性的思辨也會給他帶來困擾。

我女兒長大后，常常因為工作加班深夜不歸。父親曾在一篇日記中記載了他的心情：“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發展確實太大，過去無與倫比，但思想上、道德上、社會秩序上所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一個年輕女孩午夜獨行就很不安全，全家都擔心。真是辯證法弄人，令人左右都不是人！”父親的理性與情感居然打架了。在看到此處，莞爾之余，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父親對晚輩的殷殷關愛。

辯證思維早已融入父親血液，以至于他表達最真摯的感情時也一樣辨證。

2007年，我母親80歲生日時，父親給她的祝詞是這樣寫的：“近日寫關于《兩論》的文章，談到絕對與相對之理，于是得此數句：我們初次相逢時，你20歲，我26歲，我比你大6歲。60年后的今天，你80歲，我86歲，我仍比你大6歲。可見，絕對地說，我們都變老了，但是相對地說，我們仍然那么年輕。這不是詭辯，這是事實。因為在我眼前晃動的仍然是你年輕的容顏和身影。在我心目中，你永遠年輕。”

父親的哲思星星點點遍布他的日記和筆記。

比如夫妻關系，他說：“報上有文章講，夫妻應是朋友。一般而言，夫妻關系遠比朋友關系更為親密，難道還要向更疏遠更淺的關系看齊嗎？這啟發我想起，豈止夫妻關系應首先是平等的，即符合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原則———人道主義，許多高層次關系都缺乏人道主義的平等原則，如親子、親戚、朋友、同事、同志……莫不如此！”

再比如關于生死。他看見雜志上介紹西方世界末日思想與近期大災難的可能，寫道：“其實，就個人講，人人都有一個‘末日’，天天都有人到達末日。‘世界末日’好像是遙遠之事，‘個人末日’則是極其平常的。人們都能渡過其末日，不能也能，又何懼世界末日？人能具有樂觀地度過有成有毀的一生，人類何獨不能樂觀地度過其有成有毀的一生呢？遙想無邊無際的宇宙中當有無數個人類生生死死，正如地球上有無數個人生生死死一樣；每一個人類都想方設法拖延自己的毀滅，正如每個人拖延自己的死亡一樣。是不是這樣呢？”

生則只爭朝夕，死則從容歸去。馬克思主義哲學給了他科學的世界觀，通達的人生觀，辨證的生死觀。如今他已離去3年，大家還聚在一起探討他的哲學思想，所以，他對于我們，對于這個世界，并沒有離去。

正如他在90歲生日前夜忽然悟得的那樣：“中華民族天生是一個無神論民族。根據是中華民族的最早的神話：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他們不是創世主，而是世界的改造者。宇宙是從來就有的，他們只是用自己的勞動改變世界。”父親從加入地下黨繼而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教學算起，辛勞了70多年，他為中華民族的改變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此文根據近日黃枬森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黃枬森生前為北大教授、著名哲學家，作者系黃枬森之女）